到伪军要在这家做饭，几十个人的饭菜折腾两个多小时，那炕烫得能烙饼了，这下子可是真的“噢喉喉”了，那汗出得快虚脱了。
“北方会议”那一套，李范五只赶上个尾巴，印象不深。让他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的，是所谓的“上层勾结”。
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经过一年来的抗日斗争，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展反右倾斗争，特别是反“上层勾结”，进行土地革命。一些地区重又出现抢粮分谷吃大户，有钱大户恐慌起来，有的干脆寻求日伪保护。一些山林队首领也疑虑重重，与游击队关系紧张起来，好不容易开始的统一战线又面临危机。
伪满正式颁布保甲法，是1933年12月。而像宁安这种“匪患”严重地区，则已实行大半年了。所谓保甲，就是把一个县分成多少个保（一般为20个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过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户左右），设保长、甲长、牌长，一人通匪，全家连坐，一家通匪，邻里株连。另外，保还编制几十人的自卫团，由县里发给武装。这对反日活动自然威胁很大。李范五到宁安后，主要精力就用在对付保甲上，把保甲长变成“外白内红”式的人物。像东京城22个甲长，有19个被争取过来，有的还入了党。
4月初，宁安县来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纪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称“小赵”。听了李范五的汇报，认为宁安县委过分地估计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执行了一条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队中党员太少，地方党员中地主、富农太多。
小赵说：你们这是把统一战线曲解为“上层勾结”。
李范五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应是抽象的。可一联系实际，就觉得自己“勾结”的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特别是小赵提出开除泡子沿伪甲长邓吉祥的哥哥邓吉生的党籍时，分歧就更严重了。
邓吉生和李范五是哈尔滨一中的同学，1929年参加反日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本科经济系，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家。这样一个人，本来可以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业，他说俺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范五在北平读书时，两个人常来常往，知根知底。到宁安后，邓吉生来找他，县委机关还曾设在邓家。邓吉生没少给山里游击队买粮买药，赶着马车、爬犁送去。他在伪县政府、警察署有亲戚、同学，很多情报都是他搞出来的。邓家是泡子沿大粮户，还开油房，他的弟弟当伪甲长也不假，可人家心里是向着咱们的呀？不然，别说他李范五了，连邓吉生是不是也早让日本人抓走了？把这样的人开除党籍，损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党员和群众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无论李范五怎么解释、争辩，小赵不为所动，反倒认为这正是县委上层勾结的典型，是阶级立场问题。
李范五就觉得脊梁背上嗖嗖冒凉气儿。
李范五的祖父、父亲，原在奉天省辽阳县小北湾，不知哪辈子闯关东到了那里。小北湾都是白沙岗子，地薄，难糊口。终于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坟上最后一次祭祖，和父亲各自一副担子，挑上全部家当走了。一路北上，来到穆棱县八面通北面的狍子沟时，祖父沟里沟外转了大半天后，狍子沟就有了第一户人家。
狍子沟土地肥得流油不说，而且前有水后有山，只要舍得下力气，旱涝保收。也巧了，第二年赶上官府“放荒”（卖地），祖父用嫁姑姑剩下的一点儿钱，买了几十垧生荒地。那时土地不值钱。那时的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只是这种刨法，心里总是胆突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官府收去。这回好了，有盖着官府大印的地照了，只管甩开膀子豁出命去干吧。男女老少，只要能拿动镢头的，都去刨地。两头不见太阳。黑油油的土地，金灿灿的谷穗，汗水洒在自己的土地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香甜的庄稼人的梦吗？
几年垦荒，粮越来越多，祖祖辈辈为吃饭愁苦的庄稼人，日子这回倒过来了。可狍子沟除了飞禽走兽，周围百八十里没有人烟，那个叫“八面通”的镇子，这时也只有七户人家。卖不了，吃不动，就给老家的亲戚朋友写信，说这旮旯的粮食海了，吃不饱饭的就来吧。祖父将自己的荒地租给他们，头三年不收租，三年后每垧地收一担大豆。人越来越多，泡子沟就形成个村落，李范五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粮户——不然，他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北平念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