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张作霖由胡子而“东北王”的发迹史，让黑土地上的胡子有了盼头，渴望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那么正是像李范五的爷爷这样的成功者，鼓动着山东、河北一代代闯关东的移民潮——其中包括我的祖辈。
现在，二十二岁的县委书记，却不能不为与自己同样家庭出身的同志的命运，更为宁安的抗战前景，感到忐忑不安，捏着把汗。
小赵临走前交代，要把类似邓吉生这样的党员统统开除党籍。小赵是代表省委巡视工作，他的话就是指示，必须执行。但在没有正式见到省委文件之前，李范五还想等等、看看，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结果小赵走后不久，交通员送来省委《关于吉东党在反日战争新形势下的错误及今后的任务》，反复阅读，一点儿辙没有，执行吧。
立竿见影。
看到邓吉生等人的下场，一些人就不干工作了，一些“外白内红”的甲长也躲着他了。一向活跃的县反日会，连个会议也召集不起来了，许多人回家种地了，接替李范五任会长的孟仁甫去当私塾先生了。李范五找他谈话，他说不是俺不愿干，是没法干、不能干了。俺抛家舍业，拎着脑袋反日，反出一身不是，还把你也连累了，你说还能干吗？
曲大爷是鸭蛋河一带甚至是鹤立岗最有名的。他儿子在苏联读书，同时苏联方面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经济有变化，苏联不让普通人过去做买卖时，苏联允许他过去做买卖。但是他将物品运过来时，他卖二、三倍的价钱来剥削群众，一般农民是并不乐意他。但是他对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过境——笔者）走过去，就可以到他家里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个客，甚至胡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见着曲大爷的东西是不劫的。同时他和官僚军阀也有很深的联络，所以我们称之为“变相的买办”。像曲大爷这类什么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沟里和山沟口是非常多，这都是有山里风味的。
1933年5月，《关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半年来工作报告》中，讲的这位“有山里风味”的曲大爷，广交朋友，什么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宽，活得滋润。东北各地都不鲜见这种“路路通”的人物，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李延禄广交朋友是为了反日救国，多个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这是最简单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识了，却违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会议”是把除了穷人之外的有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半斤八两的都当做了敌人。“1·26”指示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勾结，与“北方会议”一脉相承的都是这条阶级路线。江桥抗战的功劳，只能记在士兵的头上，因为士兵是穷苦人，马占山是军阀、有钱人，不可能真心实意抗战，阶级本性决定的。而在产生本书的这个历史阶段，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则是“拥护苏联”、“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工人祖国”、“阶级祖国”，仍是一条阶级路线。“亲不亲，阶级分”是后来的话，其实东北抗战十四年间，某种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这个阶级阵营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工农。“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现在日本作战军士兵极大多数由日本工农青年分子被强迫进来替日本法西斯蒂的当炮灰，所以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愤恨和反战情绪以及要求回国等日益成熟着。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矛盾和弱点，并且我们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和弱点，使之变为我们的后备军。”
如此说来，“九一八”事变是不是就是虚构的了？关东军士兵早就应该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军阀、天皇了？
第6章 惨烈东满
“苏维埃大哥”
延边虽然是满洲的一部分，但他有种种特别的条件：一、日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势力比中国统治势力强大。二、在日领所属之民会和分甲的二层支配之下。三、韩人住户的数量比中日人住户的总和多三倍以上。四、一切经济在日本金融机关支配之下。五、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别处广大深入，反面三民主义之影响的广大，也可说在东省首屈一指。六、不白文化的韩民有土地所有权等等。
以上是1930年6月1日《朴××给省委的报告》中开篇的一个自然段。
如今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当年则是东南部。所谓东满，即是指延边地区。这里是长白山腹地，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东邻苏联，北接吉东的牡丹江（今属黑龙江）地区，西为吉林市（“延吉”即古城吉林的延长之意），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日俄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