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即抛出“治安第一主义”。无论北进苏联，还是西犯华北，它都必须把治安放在首位，把个安稳的东北拿在手里。对于大规模的义勇军比较好办，通常是两翼迂回，飞机、大炮一通轰炸，正面一攻，就解决问题了。可面对到处都是、四处出击、打了就跑的小股义勇军，就有些蒙，找不着北——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瞎了”。
开头，自以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也敢出城，结果到处挨打，有时连根毛也回不去。即便大部队行军，这一枪，那一枪，只闻枪声，只见伤人，不知道对手在哪里。随着兵力增加，日军战术也不断变化。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后“讨伐”，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几个星期，搜山沟，见影儿就追，见道就钻，常中埋伏。之后，一是不受季节限制，特别是从秋至春的树叶开门时期，经常连续不断地“讨伐”。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讯联系，把住重点村屯和交通要道，发现对手即行追击、包围，不拘地区穷追猛打。以上为所谓“治标”，即军事“讨伐”。三是建立“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组织伪自卫团，修筑警备道路，架设警备通讯网，收缴民枪，进行经济封锁，即所谓“治本”。其中最阴险、毒辣，也是对抗联危害最甚、堪称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实行“民匪分离”，制造无人区。
笔者上个世纪采访到的八十岁左右的乡间老人，唠起当年，常挂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就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一代代闯关东的人们。无论是被称做“大界”的平原，还是山边、山沟，大都为山东人的移民，这一家，那几户，过着一种远离尘世的日子。1935年10月15日《胡仁给中共吉东特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农民皆散居于各山沟里，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处很少，虽有火车路（宁、密）及汽车路（林口至梨树镇，林口至勃利县）也不能使农民集居于一处。”而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说：“在习惯于旧军阀苛敛殊求的山里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经建立满洲国和不知官宪恩惠的人们，这种民众和匪贼很和睦，把匪贼作为自己人，将讨伐队的行动等传告匪贼。”之前的1935年12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中，则说：“民众对匪贼之认识是极为良好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于这些“零落如早星”的农家，就是胡子也不会轻易骚扰的。一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抢，二是离不开这些人，起码到那儿可以歇歇脚，吃顿饭。而从游击队到抗联，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所到之处都有人家、群众。
1933年春，伪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伪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向伪满民政部建议设立“集团部落”，当年即在磐石县试行，第二年又在额穆、敦化、桦甸等县实行。同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969号《关于建立集团部落训令》，遂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将平原和山区零散居民强行驱赶至一处居住。“一个部落以收容八十户至一百户（四百至五百炫）为宜。这对于警备和经营都有利，如六七十户以下，居民自卫力量不足；二百户以上，则统治上又有困难。”部落面积，“建成周围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宜”。“建设位置：匪贼时常经过或物资供给地等重要警备线上；（2）经济资源丰富的地方；（3）易于警戒和自卫的地方；（4）供水方便和比较干燥的地方。”“建设次序：建立铁丝网、土墙和炮台；（2）建造公共建筑物（部落办公室、自卫团室）和伪装房屋；（3）建筑住房；（4）打井和建造附属建筑物。”
部落内常驻日伪军警备队，或伪警察派出所，还组建伪自卫团，凡青壮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员，站岗、巡逻。部落有电话，部落间修筑警备道路，一处遇袭，附近部落日伪军和伪自卫团都来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长和正副自卫团长，部落长兼保甲长，实行保甲连坐制度。部落通常有4个大门，居民外出种地、打柴要登记，携带物资要检查，以防流入“匪贼”之手。太阳落山，大门紧闭，回来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盘查。有亲戚朋友来了，从哪儿来，干什么，住几天，报告、登记，还得有保人。
这种统治就让人想到堡垒、集中营——用当年黑土地人的话讲，叫“围子”、“人圈”。
吉林地区的磐石、额穆、桦甸、永吉、舒兰及敦化6县，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