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场院里，对天盟誓：同心协力，反日到底，驱逐日寇，万死不辞！
1936年7月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中说：
五军之建制，完全建制在周保中个人威信与信仰上面。只有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为完全。在政治理论和策略上的实行运用，都赖其一人。保中同志不但成为五军军长，同时二军军长，也就是他担任。每日在工作中，脑筋运用，劳苦得不得了。
同样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就有支现成的游击队，赵尚志是在经历了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后，重新拉起一支队伍，周保中又是另一种情形了。
民间有句粗话，“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周保中不但后边带“长”，后来前面还多个“总”字，听着看着够显赫的，其实也就是个能在吴义成面前参谋几句的角色而已。如今的参谋长，与上级带长的只差半级，那时差多少就难说了。连王德林这样绝对权威的救国军总司令，也是要亲自兼个1旅旅长的。这是旧中国军队的重要特色。职务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有没有兵权，能掌握、指挥多少枪杆子，这才是真的、实的。那种乱世，屁股后面不跟着一支随时听命的队伍，谁把你当盘菜？
吉东是自卫军、救国军的发祥地，李杜、王德林过界后，旧部大都报个字号成了山林队。比之东满、南满、北满，这些队伍中原东北军的成分就多些，装备也好些。对这种队伍的统战工作，难说难易，也不能说这些首领都有个皇帝梦，但那种山大王基因或多或少肯定是存在的。义勇军溃败后，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自然也需要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这些既抗日也拥兵自重的骄兵悍将，很快就少有听从救国军代理总司令吴义成调遣的了，那就听总参谋长周保中的吗？
从绥宁反日同盟军到抗联5军，基本如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塔站结义，只是其中一例。
点点星火遍地烧，
日日夜夜倭寇嚎。
倒悬不解三千万，
田横壮儿五百条。
这是周保中写于1935年春的一首诗《抗争与宁死不屈》。
这是个有着坚强个性的人，寡言少语，冷峻严厉，讲原则，说一不二，又会拿捏分寸，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妥协、怎样妥协。就是这样一个貌似难以接近的人，长期顶着“上层勾结”的压力，以其独具的品性、魅力，将吉东地区的各种反日力量聚拢起来。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什么难题，各抒己见没辙了，人们就会说：要是周总指挥在就好了。
当年就有“南杨北赵”之说，这“吉东周”纯是今天出自笔者之口，但这话是能立得住的。
第19章 “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于洪仁的鲜血
于洪仁，字博安，满族，1908年生于宁安县北岗子屯农家，1930年宁安省立四中高中毕业，年初入团，不久入党。1932年初义勇军蜂拥之际，他被宁安县委派到“平南洋队”中，致力于改造这支队伍，直至牺牲。
1932年9月，救国军总部率主力向东宁转移，准备伺机过界去苏联。在救国军中被编为一个连的“平南洋队”，连长李荆璞集合队伍讲话，说咱们是宁安人，咱们不能走，拉出队伍自己干，保卫家乡。
话音刚落，队伍里站出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高声道：说得对，咱们拉出队伍自己干，可不能这么就走了。营部这帮小子不是正经鸟，枪在他们手里是祸害，咱打日本子得扩大队伍需要枪，把他们的枪缴了再走。
李荆璞有些疑惑。营部附近有两个连，枪一响，别说缴人家械，怕是连自己都难脱身了。于洪仁说咱不弄出动静，不就行了吗？让李荆璞假装有紧急情况向营长报告，外面的两个排听到暗号就冲进去，他带个排在附近接应。结果一枪未放，就把枪全背了出来。
一支装备挺好的伪军，不即不离地总跟着“平南洋队”，伺机下手的样子。李荆璞忍不住，几次要回头去打。于洪仁说打没说的，关键是得找个好地场。这是咱拉队伍自己干的第一仗，必须万无一失。几天后一个伏击，把这支伪军打得屁滚尿流，大部歼灭。
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惯匪、地痞，思想意识混杂，山林队的劣性或多或少都有。比如封建迷信，认为“一生二死三兴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九久十无”，单数主吉，双数为凶，打仗要选日子。“平南洋”这字号，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