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荆璞不好意思地笑了，继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是贯彻执行“北方会议”路线时期，绥宁中心县委认为于洪仁在“平南洋队”搞“上层勾结”，不同意李荆璞入党。于洪仁据理力争，几经周折，1933年5月5日李荆璞入党。而于洪仁直至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的帽子。
笔者在宁安听过李荆璞回忆抗联的讲话录音，十多盘老式录音带，市党史办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录制的。老将军说没有于洪仁，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谈到下面的内容时，声音不时哽咽。
1933年冬，部队在后来改名为“平日坡”的天桥岭整顿两个月，主要是废除枪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制度，枪马弹药一律归公，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体罚等等。
李荆璞带头发言：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不姓“平南洋”了，不是谁的私家队了。咱们反日救国，流血牺牲，是尽咱中国人的本分、义务，不能一边反日，一边发财。俺李荆璞乐意起这个头，也希望大家伙儿实心实意走这条道。
从“平南洋队”到“工农义务队”，不是改换个名称，而是从山林队到比较纯粹的抗日武装的一种质的飞跃。这一步能够迈出去，首领即一把手的态度，还有权威，是举足轻重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洪仁一手操办的对“平南洋队”的这种改造，不光在吉东，就是在南北满也是较早的，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当晚就有人离队出走当胡子了，之后零星的也有。
1934年5月下旬，先是9队在队头带领下叛出，不久11队也拉走当了胡子。1、3、5、7、9、11共6个队，1/3叛走了，一些人还在暗中活动，酝酿更大的阴谋。
这是一次大手术，一刀下去，一些人的发财梦就破灭了。各地党对山林队的改造，几乎都是在这一步卡壳、失败的。派到队中的党员，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杀掉了。这种震荡在工农义务队也是空前的，而且叛乱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8月21日，部队在宁安县大唐头沟活动。大热的天，官兵在屋里、树荫下刚吃过午饭，正是比较闲散的时候，叛徒们一齐动手，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想对准的人。用当年的东北话讲，是把枪给这些人“支上了”，然后就开始缴械。
于洪仁和李荆璞在老乡家唠嗑，几个叛徒闯进来时，李荆璞坐在炕沿上，枪口对上，枪就被缴了。于洪仁坐在窗台上，一时间难以近前，于洪仁伸手去腰间掏枪，叛徒的枪响了。
叛徒们软硬兼施，逼着李荆璞跟他们走，重树“平南洋队”大旗，给他们当首领。李荆璞坚决不从。工农义务队中有不少当初和李荆璞一道滚打出来的生死弟兄，有的赞同叛走当胡子，但要杀掉李荆璞，这些人又会反了。于是，就把李荆璞放了。
李荆璞抱住血葫芦似的于洪仁，恸哭失声。
当时，正值被抗联老人称为“‘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高潮，省委代表坐镇宁安反“右倾”。周保中、李范五、于洪仁等都在“右倾”之列。周保中是“勾结”“反动军官”，李范五是“勾结”地主富农，于洪仁是“勾结”胡子头。被他们“勾结”入党的人，已经或正在面临被清除出党的命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同盟军的政治部主任胡仁对我说，工农义务队里的部分头头也是终日人心惶惶。因为他们有的是在‘平南洋’打起旗号之后，被李荆璞收编的杂牌武装，有的当过土匪，他们担心被打成‘上层勾结’的典型。”
出了这等乱子，反“右倾”不得不暂停、低落一阵子。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党内反“右倾”的进程。可待集中精力把工农义务队恢复得差不多了时，还得继续掀高潮呀。
而直到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帽子的于洪仁，甚至被视为“上层勾结”的牺牲品。
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傅显明，满族，1900年生于双城县，七岁丧母，十二岁亡父，跟着哥嫂种地。十六岁流落到宁安，在县城鞋铺打杂，又当兵，当巡警，“九一八”事变后拉队伍抗日，参加救国军，任连长。救国军失败后，报字“占中华”，率150余人活动在宁安东南山一带。吴义成、周保中重组救国军，被编为14旅1团，转战吉东、东满。之后，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为2师师长兼4团团长。
没文化，有头脑，又勇敢。据说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