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像结婚、离婚、地亩、地租纠纷，都来找反日会解决，因为反日会办事公道，还不用花钱。反日会为2军和义勇军筹集粮款，伪政府不管。驻街伪军一个营，与2军和义勇军有秘密协议：一是彼此互不进攻；二是日军来了，伪军要提前送信，打仗时冲天放枪；三是尽力为抗日武装解决弹药及各种物品；四是保护当地反日组织、人员；五是伪军士兵有反日言论自由，并允许反日武装在伪军中进行反日宣传。
“大甸子现象”只是个例，而与伪军订立协议，互不开战，互通情报，则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那个小环境内，你比他强大，或者旗鼓相当，或者另有许多对他不利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他们是中国人，再一个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想把坏事做绝。宝清县三人班伪自卫团文书戴焕章，是3军4师32团副官，为抗联收集情报，购买东西，32团团长李明顺也常来常往，伪团总王贞什么都知道，还挺帮忙。可像张传福那样让他反正，参加抗联，想都别想。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这种人物，这种心态，在与抗联订立协议的各色敌伪武装中，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其中较少的部分。
许多老人说，天气暖和了，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日子来了，伪军、伪自卫团对你也格外客气了。树叶落了，老天爷变脸了，秋冬季“讨伐”要开始了，许多人也变脸了。有什么事找到他们，就推三阻四起来。待到1938年后抗联进入困难时期，包括一些所谓“外白内红”的甲长也日趋反动，见到抗联别说不告密，不打你就不错了。
道理很简单，他们是敌人。
他们是中国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点中国人的良心。可是，要他们在国家、民族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最终会选择自己。不然，抗联与伪军进行了那么多的战斗，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战斗，以及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难以解释了。
“抗日反满不并提”，是从关内的“抗日反蒋不并提”演绎过来的。蒋介石反共、剿共，可他是抗日的。“满洲国”是个什么东西？是日寇一手制造出来的怪胎，溥仪是大汉奸，“满”军被老百姓称做“汉奸队”、“走狗军”。如此演绎，岂不是牛唇对上了马嘴？
“中代信”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这话应改作“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当做同样的敌人看待”。因为他们确有区别，不大一样，并不像当时的一幅宣传画画的，一个日军和一个伪军拥抱在一起，上面写着“日满两军亲如一体”。
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就是谬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口号，曾被人视为没有阶级性，是向前迈了一步。而从伪军与日军确有不同，到“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再到“抗日反满不并提”，迈出去的可就不止一步了。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赵尚志不能不对“抗日反满不并提”痛加驳斥——它对于抗联造成的危害，虽然不像劝群众归大屯那样大，却也是个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呀。
赵尚志激烈抨击的另一个问题，是“等待大事变”。
我们是处在紧迫关头，残酷的斗争着，工作着，积蓄保存进步和发展着，促进和造成一切有把握的胜利条件，而绝不是和平等待，消极退守，以为大的事变来，东北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大事变不来，民族革命就算完了的一切错误观念，而产生目前最危险的右倾路线或曲解国际路线，认为目前是准备大事变的时期，不是领导紧迫斗争的时期。
以上是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文字。而在此之后，北满临时省委和赵尚志等人批驳“等待大事变”，以及“抗日反满不并提”和劝群众归大屯的言论，比这更精练、更深刻，因为都是写给某人、某单位的信件，就不引录了。
“打”字当头的赵尚志，一向反对消极避战，“老熊蹲仓”，坐吃山空，怎能容忍“等待大事变”？
问题是“王康信”中说的，是“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是“准备大事变”，而非“等待大事变”。“准备”是磨刀擦枪，整军备战，一旦号角吹响，就跃出堑壕，发起攻击，与“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么，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为什么要批评“等待大事变”呢？
“王康信”是装在暖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