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层里，由交通员从海参崴交通站送到吉东特委的。当晚李范五复写6份，1份送往满洲省委，其余送到所属县委和4军、5军。珠河中心县委接到后，冯仲云让于保合刻写油印100多份，分送各县委和3军。
有老人说，会不会是复写、刻印时弄错了，把“准备”写成了“等待”？或者几个字油印得不清楚，顺着上下文意思一溜，就溜出个“等待”？不然，赵尚志怎么就认准了这两个字？有这个必要吗？随“王康信”一道发下来的还有个通知，告诉大家王明、康生是什么人。赵尚志若是故意把“准备”曲解成“等待”，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况且，他对“王康信”总体上是肯定呀？
那时的信件，经常是坐在树底下写完了，交给通讯员就带走了。丢字落字错别字，字迹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装错的，有缺页的，有途中淋雨、过河弄湿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营，衣服烧了，信也烧了，烧大了就废了，就根据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只是猜测，可以定论的，是有人确是在“等待”。这种情况在当年的文件中是不难见到的，连关东宪兵司令部也说某某部队“其行动却最为消沉”（请读者理解，就不注释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掷，要积蓄力量，准备更大事变后，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连批评北满不执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误会”的人，后来也说“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赵尚志的心目中，“准备”也不仅仅是磨刀擦枪，等到大事变到来再跃出堑壕，而是现在就要主动、积极地作战，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带突击。他没有说出“我们也是大事变的促成者”这样的话，他是用行动说的。
“大事变”这3个字，对于终年在山林僻壤游击的抗联官兵，已是够费解的了。问题还在于“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究竟有没有、有多少针对性？即便认为七七事变爆发是大事变到来了的人，也没有孤注一掷，拼命一战。老熊蹲仓般等待着的，倒有人在。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则认为七七事变还不是大事变。赵尚志的“打”字当头，3军、3路军的远征，更是与孤注一掷风马牛不相及。
“曲解”两个字频繁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贯彻执行“1·26”指示信期间，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评为“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而珠汤联席会议后，则是吉东和北满互相指责对方“曲解”这个，“曲解”那个。再后来，这个是不是帽子的东西，就逐渐归结、集中到赵尚志的头上了。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他有许多笔名、化名和俄译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父亲陈嘉渭在镇子里开个小店，经营竹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六安县六区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济会主席，国民党占领金家寨后，还组织群众给红军送盐送鞋。王明是家中长子，弟弟妹妹都是党员，先后参加革命，小妹妹还参加了长征。
王明聪明，六岁读书，八岁即能写对联卖钱，补贴家用。十六岁考入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学，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前面介绍了本书许多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或者投身其间，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动，这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都要作出的选择。王明表现积极，并在同年秋天入团入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是随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到副校长米夫的青睐。中国留学生精英济济，而王明半年内对俄语即能说会读，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语录张口即来。在二十五岁的没到过中国的副校长心目中，这个聪颖、俊秀的二十二岁中国青年，就有了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王明当上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是选举的，米夫的欣赏、信任和施加的影响，也是显然的。有了这个基点，再加上“阶级祖国”、共产国际这样居高临下的背景，王明后来平步青云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无论他在中共中央获取多么高的地位，在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终其一生，也只能算个缺乏实践经验的难成大器的书生型人物。
回到本书，王明对东北抗战的重要贡献，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孤家寡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