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4日，×××给周保中、宋一夫等连发两信。《×××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你们也应当坚决负起不断在信件上，言论上，来努力推动和帮助北省进行这一转变，特别是在实际行动上援助北省走向转变”。《×××关于纠正北满省委“左”倾关门主义问题给周保中、宋一夫同志的信》中，再次谈到撤销赵尚志、李熙山、黄成植几个人的工作问题，其中撤销李熙山9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请你们站在兄弟党统一的精神，及联军系统上，必须负责帮助解决”。
6月27日，《周保中关于干部等问题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在我党以中、高革命先进分子鲜血创造，为中国民族被压迫民族解放而斗争抗日联军——第三军，在北满松花江岸起骨干作用，这不用赘说。可是由于个别同志带倾向性，而影响到三军更大发展，特别是在军队基础巩固方面突露许多缺陷，到目前极紧的斗争阶段，内部许多困难问题，表现出更加繁难。首先是三军军事负责主要干部尚志的远走，使全军缺乏集中的有系统的领导。而我听说××同志最近在尚志“远征”之后，在北满党组织发出什么反“左”倾通知，并曾由侯启刚同志转达宋一夫吉东省委援助，一致起来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同志这种表现，在我个人认定是极危险而冒昧无知可耻的行动。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时北满会议原则性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个别同志一手全改，影响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同志首先有责任。
现在是革命——东北游击运动处在极端严重的时候。而我党所领导的骨干军——三军正需要全力来图谋巩固，即使我们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尚志同志“远征”，××同志不能便认为这是反“左”倾的机会。这是（样）的观点和这样的简单做法，能够会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
应该怎样做才对呢？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北满组织的整个性，把一切同志团结在党组织正确的原则立场上，个人行动问题和个别倾向问题，应该依照紧急斗争形势，按党的原则性来解决，首先要顾（全）无论任何问题解决必须使党更加有力，要把党对联军领导特别是对三军的巩固提到第一位，同时应该提出目前游击斗争的各种具体必样（要）办法。××同志江南江北走，并未着眼到这一点，象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谈”，这可算吾党之不幸！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尚志同志之去找中央关系，是否经过北满党组织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久去不归，显系在紧急关头，事情弄到坏的地步以后，逃避实际困难，我们提议纠正倾向，撤销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依照尚志同志去中央的线索关系，要求帮助他改正错误，特别要求他回到战线上来继续斗争。戴鸿宾以下各同志同样提出这个要求。
赵尚志过界去苏联二十多天后，周保中也过界了，在苏联境内比肯的一个接待站待了一个月零四天。2月24日，即动身回国的前四天，《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北满党组织不良倾向所含有危险性，若不适时适当的解决，有可能堕入到反革命日贼奸细托陈匪类中去，这是由于北满党的历史的组织生活、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所看到的。改造北满党必须把盘踞在三军中的倾向分子调开，赵尚志同志必须调其他工作。三军及北满党需要从中共中央代表团迅速负责派十名以上各级党各工作的负重要责任的同志。
参加了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周保中觉得要解决北满党的“倾向问题”，不把赵尚志调走是不可能的。而时隔半年多后，北满党弄成这个样子，东北抗战又处于极端艰难困苦时期，只有赵尚志回来，才能结束这场内乱。无论如何，反“讨伐”才是当务之急——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周保中的态度变化？
殊不知近半年前，北满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认为赵尚志不必回来了。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东北目前的客观环境的反映，完全证明了党中央给全党同志信的正确性，以及一切中央发出的文件，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