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把日本守备队那点人放在眼里，而且不时还往北平瞥几眼，就不大听主子的，甚至跟主子拍桌子——越是走狗越要显示自己不是走狗，这是种什么“走狗心理学”？
一天晚上，驻山城镇日本铁路守备队，突然包围了于芷山所在的德裕粮栈。这粮栈是个城中城，院墙高厚，四角炮楼，一个装备精良的卫队连守卫，可见是日军，谁敢动手呀？日军闯进来，冲黑暗处射击、投弹，到处搜寻于芷山，见人就问“太君的在哪里”。这德裕粮栈是于芷山开的买卖，地形地物自是熟悉，爬梯子翻到隔壁粮栈，钻进个麦垛里，连部下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日本人如何找得到？
有人说这是“一次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其实，日本人真若把于芷山干掉了，他手下那帮死党能老实？东边道乱套了，日本人岂不是更麻烦？因而，这更可能是一次驯狗行动，揍一顿，让你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而经过这一劫，于芷山也果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学乖了，老实了。
东边道镇守使署所属3个步兵团，1团团长姜全我带2营驻守凤城县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早晨，官兵毫无知觉，照样出操。日军派个翻译和两名军士，说找姜团长有事。哨兵认识这个翻译，顺利进入军营。姜全我在被窝里被叫醒，翻译说守备队板津队长请团长有事相商。走到日军设伏地点被俘，又被日军带回营房，这位少将团长就下令部队投降。7连田连长不降，姜全我的儿子在7连，说你抵抗俺爹就没命了。日军一枪未放占了凤城，姜全我则一路高升，直至热河省长。
1935年秋，日军在札幌附近举行陆军大演习。天皇以三军最高统帅身份，邀请各国派遣武官团参观，于琛澂是“满洲国”武官陪观团团长。各国武官相见，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没人和他握手。演习结束举行宴会，当日本天皇举杯为哪国元首的健康干杯时，全都起立举杯。轮到“满洲皇帝”了，除了日本人、汉奸和德意两国武官外，没人响应。于琛澂后来感叹：“这个汉奸也不易当啊！”
无论这汉奸当得如何不易，也无论奴才对主子有多少意见、牢骚、怨气，溥仪如何“苦大仇深”地活生生地忍着，于琛澂怎样动辄寻机发泄，能够驱动他们，使那对国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腾起来的，都只能是个“我”字：我的生命，我的财富，我的荣华富贵。
他们的名字叫“汉奸”，汉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这个姜全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只有日寇才能提供给他们的。
“抗日反满不并提”，以为并提就会把他们推到日寇那边去了，不并提就能把他们拉到抗日这边来了，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吗？
杀鸡骇猴——凌升之死
1932年10月，伪兴安总署长官和伪兴安东省省长、伪兴安北省省长等人赴日本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不高兴了，责问总署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说我们是来参观风景和名胜古迹的，不是来参拜天照大神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日本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路过满洲里，凌升和日本驻满洲里领事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发现主人的座位是日本领事，拒不入席。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客人，日本领事应该坐主席。凌升说，我是省长，客人到了我管辖的地面，这主席就是我的。领事无奈，只好坐了次席。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4省省长会议，凌升列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不是，提出批评。他说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说兴安地区历来都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4个省？他说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么实施？对于日本移民内蒙古草原，他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并要求关东军不要干涉地方政权，等等。
像扣住了机关枪的扳机，把主持会议的伪蒙政部次长依田四郎扫得瞠目结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们打得不知所措。
敢于如此放胆公然批评日本人的，凌升为伪满高官第一人。
他死定了。
凌升，1885年生，达斡尔族，“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其父贵福，是位实力派人物，清朝后期执掌呼伦贝尔大权，在草原绿洲海拉尔威震一方。
蒙受清朝皇恩，贵福一门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