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坡有个大楼，里面有电影院，有十多个日本女人，去那里都是坐小车、骑大马的鬼子。
二道岗子驻1个旅团，有5个慰安所。许传德老人，当年赶车给大营“拉卫生”，就是运垃圾。老人说有两个“日本窑子”是“背小包”的（穿和服的日本慰安妇），他家这一片当年都是“窑子房”，头几年翻盖房子，还挖出些避孕套，就剩个套口的胶皮圈了。
老黑山镇当年驻日军万余人，有6个慰安所，老年人能记起名字的有“看月”、“十七八”、“东京亭”。西老黑山那儿是朝鲜女人，当地人至今仍称那里为“高丽窑子”。
绥阳镇今属东宁县，当年为绥阳县城，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在那儿，有8个慰安所。“关特演”后，日军陆续撤走。1944年夏大营空了，慰安所也没人了，传说是跟鬼子去南洋了。
前面写过的郭庆仕老人，在石门子修公路，劳工队有个朝鲜会计，跟“伊吉玛之”的老板川崎挺熟。川崎说他那儿缺个挑水的，让那会计给找个人，不知怎么的就让郭庆仕去了。先挑水，后做饭，直至“八一五”日本投降。
老人说，每天早晨3点来钟起来，走出一里多地挑水，吃喝洗涮一天得20多担水。挑完水就烧洗澡水，有个澡堂子，“姑娘们”洗完澡就开始梳妆打扮，准备接待小鬼子。“背小包”的20来个人，接待当官的，姑娘相对少，当然官也少。逢上星期天，好歹也应付得开。“爱简所”、“苏苏浪”那边就惨了，多时那小鬼子在外边排长队。“康德九年”（1942年），四十多岁的川崎当兵走了，剩个老板娘带俩女儿，跟中国人一样吃高粱米、大麦米了，后来也吃不饱了。那些朝鲜姑娘就更不行了，黄皮寡瘦，有气无力的，那也得接待呀。听说有的被糟蹋得昏过去了。唉，不能说了，说不得了。
苏联红军进攻东宁要塞，炮声隆隆，老板跑了，鬼子也没影了。
池桂兰告诉姐妹们跟她往南跑，经老黑山到牡丹江，再去图们回朝鲜，回家。
刚来时，连到了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成天圈在慰安所里，“证明书”都在老板手里，又没有盘缠，不会说汉话，周围除了大山，就是大营，还有警察、宪兵，根本跑不了。而现在，池桂兰想的那条路线，也只能是理论上的。郭庆仕在东宁走了那么多地方，在山里还常转向，更不用说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女人了。
黑灯瞎火跑了一夜，跑到太平川跑不动了，40多人躺在山上等天亮。天亮后听说老黑山让苏军占领了，一些人不敢走了，就在个朝鲜族屯子留下了。池桂兰和几个姐妹继续往南走，不敢上路，就在山里钻。天亮一打听，又转回大肚川了。村里人看她们那样儿，劝道：别瞎跑了，趁早找个人家待着吧。
东宁县道河镇敬老院李风云老人，平壤人，当年被“招工”到“苏苏浪”。跟着池桂兰跑到大肚川，就留在当地了。老人一辈子没生育，丈夫经常打她，骂她“窑子里出来的破货”。那事能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丈夫吗？
最先发现并报道慰安妇的东宁县新闻中心主任陈学泉说，开头他们写文章涉及到具体人时，用的都是化名。
有关部门在调查取证时，有的子女闻讯赶来阻拦，怒气冲天，又尽力压低声音，唯恐被街坊邻居听见。有的老伴站在门口，手持一把斧头，一副不惜拼命的架势。
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了，可对于这些曾为慰安妇的人来说，那场战争结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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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日本话不用学，三年后用不着”
“地上天国”
星原稔，1914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下益城郡半川村，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便不得不回家务农。1935年应征入伍，因文化低，难以升迁，一年后即退伍还乡，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人生就像没有尽头的隧洞看不到光亮，突然接到叔叔的一封信，要他去“满洲国”。1936年9月，这个身材高大的日本青年，筹措一笔路费，踏上改变命运之旅。
叔叔在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任职，推荐他到阜新煤矿任矿业所本部的警备员，就是看管工人干活、防止逃跑的武装监工。任职不到一年间，他怎样亲手打死三个工人，在此期间及后来担任煤矿管理系、招募系、劳务系的负责人，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