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的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着错误责任。
关于东北党和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当年和今天都能共识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央失去联系，断线的风筝似的，孤军奋战。
而日本人认为“南满省委崩溃之原因”，“中共是否无此余力，或是否由于对在满党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视不救，即或并不明显，但对南满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对策，从××（全光——笔者）之供述亦可明了，从而可认为此乃崩溃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出10个要求解决的“紧迫”问题。魏拯民的《报告》，也提出了“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项，分别为“干部问题”、“文件问题”、“物质方面”和“将来交通联络问题”。
干部问题（军事、地方、技术等各方面）：
南满省委第一路军，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与中央以及哈尔滨省委断绝了联络关系以后，上级机关并未补充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的损失，虽然由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数极少了。如今后仍然不能由上级机关得到补充的话，就很难执行一路军的各种重要工作与完成党军的任务了。关于对干部所要求的具体条件，都要托去者代为转达。因此，希充分研究后，为南满与第一路军将来整个发展和开辟工作上考虑一下，乃是我们非常盼望的。
我们要求的干部是：高级军政干部五人（但必须是能担当一路军总司令与南满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干部二十人（有县区委能力者），中级军政干部十人（能担当师长以上的职责者），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来。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
关于干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还须要中央的帮助〔这里附带批评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严重指出如何帮助满洲的干部，但实际上数月未（应为“来”——笔者）一个人也没有派去，中央实际没有执行自己的决定——自然干部的十分困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关于满洲具体须要中央派的人，俟讨论满洲工作时提出〕；另一方面，当然要省委自己加紧干部的训练（学生已陆续派了人去，训练班已部分的开始）。
前面说过，那时连许多不识字的士兵都会说的一句导师名言，就是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从满洲省委到各地方党和武装，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培养、提拔干部。1933年1月7日，在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要求“在开展游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入党的号召，为增加五倍党员而斗争”。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要求在“红五月当中，为发展一倍党员而斗争”，“要师、团、连提拔三个以上干部”。吉东特委和4军、5军，“建立教导班（或教导队）”，“选拔的学员要聪明、积极，有民族觉悟，识字最好，不识字的优秀分子也行。教材要简单明了，合乎目前实际工作的急切需要”。“要大胆的提拔，不要条件提得很高，尤其是对于老队员，他们打日本好几年有坚决牺牲心，经过我们领导很久，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的经验，更应大量的提拔之。”
实际上，抗联各军的师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在斗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
只是无论怎样突击提干，“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以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参加者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韩仁和、陈秀明、金广学、金柏山、黄海峰，共计八人。除金广学、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笔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变，陈秀明失踪，幸存者仅1路军军医处长徐哲一人。
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途径，是派去苏联学习、深造。在这方面，比之关内党和红军，东北党和抗联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特别是吉东、北满，过江就是。而且派过去的学员，又非各军教导队和赵尚志任校长的政军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