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1940年后陆续退往苏联，怕带过去传染病，过界后都脱得一丝不挂，衣服烧了，洗个澡，再见面，你是谁呀？认不出来了。
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省神农架发现野人。有关方面多次组织科考队实地调研，一无所获。而从1938年开始的四年多里，“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东北抗联官兵，除了扛枪打鬼子，那模样和生存状态，与野人有多大区别？
有资料说，当年东北的中南部，每年无霜期平均为150天，北满只有125天。今天的黑龙江，也是雪花飘半年。这样说比较抽象、概念，最冷时究竟能冷到什么样子？老人们说，那时没有天气预报，那时天比现在冷，现在估摸着，零下30多摄氏度是常事，腊月零下40多摄氏度不算啥。“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石头怎么冻裂口不知道，你瞅着小鸟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夜静树冻得咔吧咔吧响，冰面、地上冻裂的口子能别断马腿。
有房子住时省衣服，鬼子军装穿一冬没问题，普通棉衣穿烂了，天也快暖了。待到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故乡，普通棉衣有时两件也挺不过一个冬天了。
吃粮拿命换，穿衣也一样。
秋冬季作战，敌尸被扒得光溜溜的。
秋风起，雪花飘，官兵还身着单衣，当领导的就满嘴燎泡了。
没有棉衣，就熬不过这个冬天，队伍就会垮掉。
服装我代为想办法，实在无着，进攻某地，以武力扒老百姓衣服，更换，穷的给大烟土换，富的没收。
这是1936年11月16日，×××（笔者将姓名隐去，下同）给×××信中的文字。而这时距从1938年开始的更严酷的冬天，还有两年。
1937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关于敌情及我军状况等问题致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所谓抗日军的时令病不断的复发，军本部直辖部队三团教导团还没有发生这一时令病，但在南方部队二军五军三团一团，叛徒拐枪逃跑真是不一而足，自然是教育不够，是复发时疫病一重大因素，但一味是驻不着房子，打小休蹲山亦是促成这一病之动因，除非达到红军战士彻底觉悟程度亦许会消灭这一缺点。
抗联老人说冬天是个汉奸，不光因为天气寒冷，老天爷“叛变”了，连土地爷也“投敌”了。大雪改变了景观和地势，山里清汤林子，平原一览无余，哪儿都难藏人，一动就留下痕迹。春夏秋三季，河流到处阻碍敌人，草甸子、沼泽地根本进不去。而今，大地冰冻如铁，敌人的汽车、爬犁撒着欢儿到处跑。
前面说过，击垮义勇军的，不光是日寇，还有老天爷。
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或是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树叶一落，“时令病”就来了，觉得没别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则插枪散伙了，说是待来年春暖花开聚拢起来再干。
1937年1月17日，《王润成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这些队伍的投降，与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领袖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下层群众投降，而这次则是因衣、食、住等问题无法解决，群众动摆，领袖又想不出办法。举例说吧，史旅的安团、刘营他们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与三六年一月前后，这时候讨伐队早已撤退了，可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给养就得打仗，并且无处去弄。为了这件事刘营长在密营里哭了三天，最后宣布谁能干，谁就领导这些人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将军，笔者采访时八十三岁，白发浓眉，目光有神，思维敏捷，谈吐文雅，学者风度。
他1916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一地主家庭，先后就读河南焦作中学和北平弘达中学，1934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于同年与在焦作中学的同班同学王静敏一起被派往东北。
负责送他们去东北的交通员叫李义臣，山东人，在东北待过多年。三十多岁，中下个头，宽肩阔背，一张脸上方下圆，浓眉大眼，话少，好像不会笑。他的“身份”是个那时常见的江湖卖艺人，彭施鲁和王静敏是他的“徒弟”。出发前约定，沿途两个人尽量少说话，一切由“师傅”应付。
从北平坐火车到山海关，过去叫出关，这回是“出国”——那边是“满洲国”了。
“出国”自然麻烦，买张火车票，这证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个底朝天。3个人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背着行李卷迈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