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号”上路了。
荒山野岭,乡间小路,晚上就在老乡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冈上跑下几个人,喊着让他们站住。两个学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李义臣大喊:胡子,是劫道儿的胡子,快跑!眼看着跑不动了,李义臣拼命追上一辆马车,跟车老板商量,让两个学生爬上去,马狂奔,人狂喘。
到了绥中县城,火车票就买好了。到长春后,又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去方正。方正县就属“匪区”了,买票时盘查你去方正什么地方,找谁、干什么,还要把姓名写在车票上。
彭施鲁原名王鹏华,王静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动身前,李义臣说这不像东北庄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鲁说我叫“王长庚”吧,李义臣说行。王静敏说我连姓也改了,叫“张永顺”。李义臣说叫“长顺”吧,“长庚”、“长顺”,听着更像师兄弟。一路坐车有伪警察盘问,住店来查夜,让你把随身那点东西抖搂一遍。改名换姓不说,还不能堂堂正正通过“天下第一关”,走荒山野岭绕太远。这回就要到“匪区”,参加自己的队伍了,两个热血书生激动不已,就出了点儿差错。
下车时,那车门一边一个伪警察,李义臣拿着车票走在头里,盘问过了。问到一路上都叫“张长顺”的王静敏姓什么,就说个“姓王”。彭施鲁心头一紧,听到王静敏又回答“俺叫王长庚”,一颗心落了地,明白自己又得改名换姓,叫“张长顺”了。
而笔者执意将彭施鲁放到这一章里介绍,是因为他这个抗联有太多与众不同的第一。
出关第一夜,在老乡家里,他这个中原人第一次领教了东北的热炕头,烙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那冰天雪地中露营的日子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战胜利后找个热炕头,美美地睡上一觉。
到哈尔滨已过元旦,吐口痰,立刻在冰滑的地上冻成冰砣,就立刻想到那个“撒尿得拿根棍子敲”的传言。而这时他并不明白这滴水成冰的严寒,对他和东北抗联将意味着什么。
到4军时,正是“冻掉下巴”的腊七腊八前后。在密营里,他见到刚缴获的冻得铅球、铁蛋样的橘子,更让他惊异、咂舌的是,非但没放进热水里化,反倒放在冷水里冰。约莫半个小时后,那橘子表面就结了层比铜钱还厚的冰,把冰敲碎,橘子就变得软软的了。官兵告诉他,要是放进热水里,橘子就烂了。人冻伤也一样,不能用火烤,而要用雪搓,把伤处皮肤搓红了,血流通了,就没问题了。
4军新兵彭施鲁,一切从头起步。骑马、射击不用说了,吃饭、拉屎也得学。行军时,包米面大饼子要贴身揣着,不然就成铁饼了,一口几道牙印。有道是“小孩的屁股大酱缸”,天多冷,冻不坏。大人的屁股也挺抗冻,可生殖器呢?零下40多摄氏度,一会儿就危险了。要等到快憋不住时,赶紧蹲下,速战速决。
看他冻得鼻涕拉碴的样儿,大家都挺可怜这个关里来的洋学生。有的劝他去做地方工作,有的说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受不了冰天雪地中的饥寒交迫,有的离队回家了,有的叛变投敌了。而来自中原大地的热血男儿,就在这东北的大烟泡中,用战斗迎接胜利。
六十三年后,老人说他能在东北抗战十年,首先要感谢“抗联第一宝——乌拉”。
鞋底、鞋面是一整块牛皮,鞋面上有一凸起的半圆形的褶,鞋口钉着一圈鼻扣儿。先把一块挺大挺厚的布,叫“乌拉腰”,沿鞋口垫放进去,再把乌拉草絮进去,然后把裹好裹脚布的脚伸进去,就开始系乌拉带。乌拉带是根长两米左右、筷子粗细的麻绳,从鼻扣儿中穿过,系紧前先把裤腿抿紧,再用乌拉腰把裤腿裹住。那乌拉腰高及膝下,乌拉带一直绑上去,连绑腿都有了。
零下40多摄氏度趴在雪地里,缴获的鬼子的大头鞋,个把小时就冻得猫抓狗咬似的。穿乌拉什么事没有,又轻快,绑上草绳子走冰雪道还不滑——不然,怎么算得“抗联第一宝”呀。
只是在人类的鞋类中,这乌拉却是穿起来最费事的,快手也得半袋烟的工夫。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乌拉草一定要絮得均匀,展开一个窝儿,那脚伸进去可舒服了。彭施鲁个把小时也难搞利索,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看人家乌拉带还在腿上打个十字花,走出十几里还是原样儿,他的一会儿就掉裤子似的堆到脚脖子上了。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是练队列。抗联没有这一说。而彭施鲁参加抗联的第一课,是学习穿乌拉——他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