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
晚上筹粮，白天睡觉。听他打呼了，我动一下，他扑棱爬起来，就去摸枪。我假装翻个身，就能感觉到他坐那儿发愣。有时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对，他就避开了。他心虚。这样几次后，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时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现在看得这么重。那时再不想死的人，也难免想到活着遭罪，死了享福。
不过，如果那次筹粮的钱带在我身上，今天咱爷俩能不能唠上这嗑儿，可就两说着了。我和他肯定得见血，起码死一个。那时掌管经费的人，一定是非常坚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坚定，见财起意，让钱弄活心了，带钱就跑了。
半个来月，连队来了，团政委姜信泰也来了。我们俩都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就听到两样话。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时那人让叛徒闹得没底了，连省委书记都叛变了，谁还敢给谁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观察几天再说，这样也对。
背粮时，背篼和长枪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发现唐副官没了。姜政委叫声不好，连长王庆云也跟着往那儿跑。两个人的背篼都被翻过了，40多两大烟土和两块金条没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谢文东和李华堂
七七事变后，伪军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较大的一支，是驻依兰飘汤河的伪29团，团长姓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