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这工夫江风一吹，上下牙就不分点地打起架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刘大爷，用船把我们送到肇源县三站镇南一个叫管泡子的地方，张瑞麟让我们三个没伤的，去石家粉房屯找地方党组织。
石家粉房离我们家李家粉房二里地，挺熟悉，参军前听说西屯李道德屯有反日会，黑灯瞎火，就奔去了。也巧了，敲开第一户人家，就碰上地下党李相明。他媳妇给我们烙饼炒鸡蛋，天亮前把我们领到屯外包米地里，让我们藏在包米秸子堆里，他就找徐泽民去了。晚上又去他家，炕上一大堆棉衣、乌拉、毡袜，让我们背回来了。
10月底接到命令，让我们去石家粉房西边的慈善会大庙。这是个喇嘛庙，和尚都是反日会的。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各屯小青年扛着老洋炮、扎枪头子，三五成群地来了30多，都是地方党动员的，12支队又变成50多人了。徐泽民、张文廉他们在三肇开展地方工作，功劳大着了。
代理支队长徐泽民也来了，开会动员，还是打肇源。
肇源县城是郭尔罗旗公署所在地，是吉黑两省交界处重镇，原来日伪军挺多。敖木台一仗，敌人认为把12支队消灭了，没事了，调走了，城内只有百十来个伪警察。我们11月8日深夜攻城，6日一夜急行军赶到城北一个蒙古屯大拉嘎，当天城内正在召开“三肇地区剿匪祝捷大会”，敲锣打鼓吹号的，弄得挺热闹。肇源、肇州、肇东3县参事官，伪滨江省、第4军管区和哈尔滨铁路局的代表，都参加“祝捷”大会。咱们也派去了“代表”，地下党和反日会的人，就在那看着、听着。
大拉嘎离县城8里地，天黑后出发，小步快跑，直奔城西南角，那儿没有人家，也就没有狗咬。城里反日会的几个人在那儿等着我们，领头的叫王秉章，是哈尔滨《大北新报》肇源分社社长。他说城里情况跟原来一样，冲锋队就开始爬城。
城墙有两丈来高，事先准备的铁钩、绳子，甩上去钩住了，抓着就往上爬。进城不远是伪县公署，伪警察队也在那儿，旁边是监狱。大门口哨兵问口令，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硬把大门推倒了，连打带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警察就把枪从窗户扔出来了。
我和张瑞麟砸开仓库，我的妈呀，步枪、机枪、小炮，子弹一箱一箱的，军衣、大衣、皮大衣、皮帽、皮鞋、手套，全是新的，还有饼干、罐头。搬到后来，又发现几箱大烟分子。
景芳带人砸开监狱，领着100多“犯人”跑来了，大喊着让大家换衣服，一人拿支枪，子弹能拿多少拿多少。
天亮了，我们又打开粮库，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在前一天鬼子开“祝捷”大会的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徐泽民、张瑞麟先后讲话。讲我们是抗联打鬼子，不是胡子打街，号召群众抗日救国，支援抗联，当时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军。
战斗半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枪就响了10多分钟，有的还是新兵拿到枪后乐颠馅了，鼓捣响的。咱们就有个战士负伤，打死10多个敌人，包括1个参事官。缴获小炮3门，机枪5挺，步枪、手枪300多支，还有200来匹战马和全套鞍具、马刀，是敌人刚运来准备装备伪军的。
12支队平原游击，就吃亏在速度上，游不动，跑不过敌人。像打宋站和第一次去打肇源，老天爷再不帮忙，4条腿也赶到了。宋站没打上，两条腿跟汽车轱辘赛跑。敖木台那仗，咱们要是骑兵，不是上马就蹽了吗？妈个巴子，这回咱也4条腿了，不比敌人差多少了。
进城时是50多人，一大半拿着扎枪头子老洋炮。打下肇源城，一下子变成200多人，小日本还把枪弹军需都给准备得妥妥的。
高玉林老人说：
1939年铲头遍地时，屯子里来个传道的，住在我家对门，就是徐泽民。伪满有“道德会”，宣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对日伪的愚民统治有利，鬼子扶持。徐泽民跟大家伙儿混熟了，就实话实说，“道德会”变反日会。我爹是反日会的负责人，开会让我放哨。第二年12支队来了，秋天说好了，让我上队，临走又不要我了。家里少个人，我爹的身份有可能暴露，没法做地下工作了。我不干，非上队不可。我爹说算了，咱爷俩都上队吧。被分到36大队2中队，我爹是中队长，我是传令兵。
我爹叫高云峰，念过几年书，“九一八”事变后，在肇州组织红枪会打日本。东北军有个蔡团长，把我爹那支队伍收编了，我爹在团部当副官。后来这个团垮了，就回家种地了。
参军第一仗，就打肇源城，拿着个扎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