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的破烂衣服烧了，换上苏军士兵的旧衣服。然后关在当地驻军或集体农庄的空房子里，有的送进监狱，接受审查。审查时间不等，一般在半个月至一个月之间，也有几个月的。
苏联对过境人员的审查是相当慎重的，唯恐里面混有日本间谍。像第二次伯力会议，2路军、3路军的人都到了，唯独不见1路军的人。有人在珲春对面一边防哨所墙上，见到“金日成到此”五个字，赶紧报告，金日成等人才得以参加会议。
审查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适合做情报工作，本人又同意，就派去搞武装侦察，或其他秘密工作——留待后叙。
胡真一老人说，西征前整顿部队，老弱病残，女同志怀孕的，有吃奶孩子的，大都留下了。“过苏联”前留下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像军部副官刘炮，一身好武艺，还有一身病，胃疼腰腿病，都挺重，又五十多岁的人了。抗联胃疼腰腿疼的太多了，轻重而已。再就是“跑毛子”，家里叫“老毛子”祸害过的人，对苏联印象不好，教育多少年也没教育过来，不想去苏联，也留下了。西征前留下的还在队伍里，这回就是离队了。有家不能回的，投亲靠友也不行的，就是自己想办法了。抗战多少年，有功之臣，给点钱，或是什么东西。那时也没多少钱和什么东西了。
老人们都说，“过苏联”后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
3路军在朝阳山办教导队，规定学员上课时，也要枪不离身。这回住上房子了，吃上热汤热饭了，就有一种回归人世的感觉。刚过界那人都像饿死鬼似的，怕把胃吃坏了，每人每天400克面包，像陆永久那样的大肚汉，两口就没了，那也算是过上人的日子了。一到晚上，可就折腾开了。听到点什么动静，一些人一扑棱爬起来，伸手就去抓枪，有的还来个就地十八滚。大通铺，人挨人，也滚不动呀。有人滚地下了，一瞅，怎么没“打火堆”呀？再一想，噢，“过苏联”了。
再一个印象很深，也挺鼓舞士气的，凡是送过界的伤员，一般都死不了、残不了。
王明贵老人在回忆录《再次西征》中写道：
这是密营给伤病员腾出来的房子，里面暗得很。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耳、鼻。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裹腿裹脚，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日益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了肿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散着头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叙说着遭遇。
陈雷老人说，库楚河之战后，我们3支队从黑龙江过界，轻伤员留在一个小镇医院，我们3个重的用汽车送到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坐火车到了伯力的远东红旗军陆军医院。我是右腕受伤，子弹打在脉管处，肿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脱个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发都剃光，再给你洗个澡。抗联医生做手术，没麻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还没动刀呢，不也跟杀猪“秃噜”（刮、刮掉）毛一样吗？伤在手腕，用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吗？最受不了的是女护士，干这些像刷锅洗碗似的，咱哪见过这种阵势呀？动手术的是个少校医官，取出弹头，说给你留作纪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着这颗弹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于天放关于到达金策处给张寿海А⒅鼙Ｖ械男拧分兴担�
由于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说明，指挥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为了满洲工作的重要性，决不来××（原文如此，为“苏联”——笔者）地，况且身体健康业已恢复，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来××地疗治。天放与他郑重地讨论的结果，金策决留东北，进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无虑的立场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确主张。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金策意见书——关于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紧紧掌握现有武装力量，保存、发展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装，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以备最后决战。二是集中精神积极开辟地方工作，使民众斗争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只要是反日的党派、阶级、宗教都联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