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金策等人错过了那个时空，比如已经动身去下江了，没有见到戴鸿宾、陈绍宾。或者见到了他们，又在某个时空中，纯属偶然地见到了赵尚志。或者干脆让赵尚志像陈绍宾那样，无处不在，谁都能见，那会怎样？还是那句话：“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当面锣，对面鼓，敲呗。老战友了，有什么谈不开的？结果却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与赵尚志为敌。该见到的谁也没见到，不该相见的都走一块儿去了。似乎该见又似乎不该见的，还差点儿兵戎相见，到了也未能再见。
有老人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浮出水面的尚连生，是不是早就叛变了？是不是还有比他更重要、更隐秘的角色？在东满，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让你自相残杀。在东满干得那么漂亮、得意，在北满、吉东它就不宣传了，只是悄没声地制造矛盾、分裂，让你斗来斗去，它在那儿偷着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抗联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敌人的阴谋能够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
关于前者，1940年11月27日，《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明确写道：
（六）日寇有无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细分子混入东北游击队和党的上层，有没有不很明白的干部或群众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拨，而混乱了真假，掩盖了事实？辨别好坏发生困难？
关于后者，在当年的文件中，偶尔也会露下头。而在后来的各类作品中，则一概拒绝涉及这个问题——这也真是个难以言传的问题。
无论如何，冥冥中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推着赵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
尚志同志的个性中充满了独裁，独占和垄断；猜忌，狭隘没有远见，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谩骂，神精过敏等立三路线残余盲动，命令，高慢的宗派主义等一切过“左”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行动。英雄主义是非（常）浓厚，无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计划，而不顾及实际问题。忽视客观形势与斗争力量的对比，忽视群众的觉悟程度，不以列宁主义的群众工作方式来进行工作。他不了解过去的一切工作成绩是党的工作成绩。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党。
自1938年2月，即赵尚志“应邀”“过苏联”个把月后，这类文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文件上。待到被永远开除党籍后，字句、口气自然更加严厉了。
这可不是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了，更不用说有个雹子还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难想见当时赵尚志是种什么处境了：
以东北抗日救国会名义出版小册子内尚还把反党和做反革命阴谋活动未被裁处的赵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这事。你们要依照党组织的决定，以后凡遇有赵尚志的三字某种旧的书报中或不是真正满洲党组织出版中，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来历而胡乱宣传，应追查其来源而予以驳正。
“做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第二封“请求书”中，“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第一封中写得就更明确了：
于保合、陈雷、刘凤阳本身并无被开除等类处分的必要，党应该重新审查改变决议，而同时同样事件的个别同志也应加以恢复，黄成植同志的错误虽有，但不必开除出党，现已牺牲，可否予以恢复。
1938年5月14日，在×××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2军、5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在纠正错误中，必须即刻撤销尚志、熙山、小黄的工作。”这个“小黄”，就是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
前面说过，在赵尚志“过苏联”后的“批赵”中，北满党和抗联师以上干部，有3人被严重警告，10人被撤职，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黄成植为1/12。检查错误的，有的被认为态度诚恳，有的被认为态度不好，不肯检查就不用说了。黄成植不但不承认、检查自己的错误，还认为“批赵”是错误的，跟人理论，并要向中央报告，找中央告状。有人劝他别犟了，老人古语讲“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你犟不过。他说这怎么叫犟呀？《国际歌》唱“要为真理而斗争”呀！
黄成植，通河县人，朝鲜族，二十一岁，下江特委书记，北满最年轻的师（地）级干部。中等个，挺白净，像个书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是个“活跃分子”。妻子黄碧蓉是6军的，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