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小心翼翼地尝试着“以汉治汉”的初步改革实验，力求在悄无声息中铺垫变革的道路。
时光流转至1259年，随着蒙哥大汗的突然离世，忽必烈脱颖而出，坐上了汗位。此刻，他不再受限，而是决心要全力推动那个曾经小心翼翼探索的“以汉治汉”方针，使之成为宏图霸业的基石。
为领悟并掌握汉人治国的精髓，忽必烈行动果断，立即着手广泛招揽华夏各地饱学之士。起初，那些儒家学者们心存戒备，犹豫是否要投身于这位异族君主麾下，毕竟双方文化背景差异巨大，相互之间缺乏深入的理解与信任。为化解这些顾虑，忽必烈施展了全方位的策略，除了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坚定地将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实赢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
在忽必烈的精心布局下，他慷慨地给予投诚的汉族知识分子极高的地位和丰厚的俸禄，甚至不惜赐予豪华马车、豪宅，连日常所需的生活物资都列为皇家专享，极力展现其对人才的极度渴望与尊重。这种真诚之举犹如滴水穿石，渐渐打动了众多汉族智囊的心，一时间，诸如商挺、姚枢、刘秉忠、许衡、郝经、王文统等名儒和策士相继云集，纷纷投入忽必烈的帐下。
在这些饱学之士的影响与精心擘画下，中原地区的汉人世侯领袖如史天泽、张柔、严忠范、董文炳、郑鼎、汪良臣、刘黑马、李璮等人也逐渐归附于忽必烈麾下。他们运用汉地传统的治理方式，妥善管理中原，成效显着，民众生活得以改善，久经战火洗礼的中原大地焕发新生，农业生产恢复，经济逐步繁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稳定而繁荣的中原地区，成为了忽必烈新政的典范，大大提升了他在民间的声誉和威望，进而为他与对手阿里不哥的“伪政权”对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民心基础。早在蒙哥大汗在位时期，忽必烈就已经掌控了中原地区的最高行政权，数年的深耕细作，使中原变为他稳固的后盾和有力的筹码。
一场突发的变故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那就是忽必烈倚重的汉将李璮的反叛，此人曾是忽必烈“以汉治汉”策略的典型代表，他的背叛使得忽必烈的声望遭受严重冲击，也令世人对忽必烈的治国方略产生了质疑。
李璮，一个出身潍州北海（现今山东省潍坊市）的枭雄，其父乃金末动荡时期的山东割据势力首脑李全。尽管身为汉人，李全却不关心民族大义，只顾固守自家领地，在蒙古铁骑南侵之际，他选择了明哲保身，避而不战，这一举动恰恰迎合了蒙哥大汗的策略，也因此获得了信任，被任命执掌益都（古称青州）行省的大权。
公元1231年，随着李全的溘然长逝，李璮顺理成章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权杖。无论是蒙哥还是后来即位的忽必烈，都对李璮寄予厚望，并通过联姻手段进一步拉拢他，将赤斤后王塔察儿的胞妹嫁给了他。
忽必烈登基后，更是极力拉拢这位颇具影响力的汉人将领，授予他江淮大都督的显赫职位，期待他能成为自己在南方战线上的重要臂膀。然而，李璮对此心怀算计，他并未真心归顺忽必烈，亦不认同蒙古帝国的统治秩序。
这一切并非源自李璮的轻狂自负，而是基于现实政治格局的深思熟虑。益都作为战略要地，恰好位于蒙宋两国对峙的咽喉地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使得蒙古高层不得不对其格外优待。李璮巧妙利用这一点，夸大南宋的军事威胁，以此作为杠杆向中央朝廷索取更多权益，实行一种类似“空城计”的策略，表面强化防御以应对敌人，实则借此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元史·李璮传》记载了他的这一系列“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
李璮的野心犹如火焰般熊熊燃烧，每当有机会与南宋正面交锋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挥师向前，不过他的真实动机并非单纯的民族荣誉或忠诚，而是借机扩张自家的地盘。一旦得手，比如那次他攻陷了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地区）在内的四座城池，他就立刻以此为谈判筹码，向朝廷提出了一个近乎敲诈的要求：从东平等路调配战略物资支援他的军队。
要知道，满足李璮的要求代价高昂，每运送一石粮食的成本竟高达粮食本身价值的十倍之多。然而，鉴于李璮所在的战略位置举足轻重，朝廷即便咬紧牙关，也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这笔巨额的开支。
这样一来，李璮更加肆无忌惮，越发觉得自己不可或缺，对大汗的权威也变得无视起来，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慢，仿佛整个帝国都在他的手掌之中。
在蒙哥汗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