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屡次向李璮发出调兵令，但他却玩弄心机，每次都找借口拖延不去，一副“猫哭耗子假慈悲”的嘴脸。
1260年，忽必烈汗急需李璮的七八万精兵援驰北伐前线，然而李璮却以抗宋为由，不但自己按兵不动，连一个军官都没派去，可谓“既不上阵杀敌，也不派一兵一卒”。
更有甚者，忽必烈汗返京后，各方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唯独李璮推诿政务繁忙，迟迟不见身影。
与此同时，李璮私下里加快步伐，一步步将自己的地盘打造成一个实质上的李氏独立王国。他设立一套与中央朝廷不同的官僚体系，大量延揽汉族知识分子，精心挑选和培养亲信。
为了博取当地人心，李璮还修复了废弃已久的考场和文庙，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在蒙古心向汉”的角色，为自己日后可能的背叛行为提前铺垫合理化理由。
到了中统二年（1261）正月，李璮借口防止南宋侵犯，未经朝廷批准，就大兴土木加强益都城防建设，构建了一道铜墙铁壁般的屏障。
这些举动无疑是在触碰帝国律法的底线，如同在黑暗中播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一场撼动帝国根基的危机。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战场上无人能挡，却唯独畏惧于坚固城池的攻坚战，为此历代蒙古大汗均严格约束，严禁各地修筑城墙，强化城防。为防止内部滋生叛乱势力，蒙古统治阶层更是严密管控战马交易，规定只有朝廷才有权购马，无论民间还是军队，一律不得私自买卖骏马。
李璮胆大包天，竟无视禁令，暗中指示部下北上各地，不惜高价收购优良战马，囤积实力。不仅如此，他还蔑视中央权威，禁止在其领地内流通朝廷发行的中统钞票，反而采用南宋涟州会子作为货币，进一步削弱朝廷对益都的经济控制。
更令人瞠目的是，李璮私扣盐税收入，将本应上缴朝廷的盐课用于自行招募兵马，壮大私人武装。不知不觉间，益都已成为李璮一手打造的独立王国，他拥兵自重，静待时机成熟，伺机而动。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内战。李璮敏锐察觉，认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而在忽必烈的核心权力圈中，还有一个与李璮息息相关的野心家，那就是他的岳父——留守燕京（今北京）担任中书平章政事的王文统。两人一明一暗，正在谋划一场足以撼动帝国根基的巨变。
这个家伙野心勃勃，自以为是地煽动女婿李璮起兵造反，妄图趁忽必烈北征之机，封锁住蒙古大军，让自己成为中原地区的幕后操盘手。
实际上，忽必烈对李璮的反叛苗头早有察觉，或者说是李璮屡次违背命令、擅自扩张兵力的种种行为，已经让忽必烈的耐心消耗殆尽。
由于当时忙于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暂时按捺住怒火。但他心中清楚，一旦内战结束，必定会清算李璮。某种程度上讲，李璮的反叛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李璮最初的打算是凭借手中的军队割据一方，但却没想过自立为王。当他真正举起义旗，却又忐忑不安，深知蒙古铁骑的强大，所以他选择向南宋表明臣服之意。然而，南宋朝廷对他突如其来的归顺持怀疑态度，要求他交出“投名状”以验诚意。
李璮为了赢得南宋的信任，交出了涟、海等数座城市，这就显示出他的造反并非预先规划好的，而是仓促决定。宋廷见状，认为李璮确实有诚意，遂册封他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和齐郡王。
李璮并没有采取主动攻击蒙古军队的实质性行动，而是选择坚守阵地，消极防守，换种说法，他仿佛是在原地等待最后的裁决。
李璮扯起一面复兴北宋的旗帜，可那昔日的大宋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多年的光阴洗涤，中原大地的人们对那个朝代的记忆已模糊不清。更何况，蒙古骑兵的剽悍战力，北方汉人早有切肤之痛，连那些当地的汉族官员和将领们都心中惴惴，丧失了反抗的信心。
于是乎，当李璮发起反叛的那一刻，多数汉人群体选择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几乎没有重要人物站出来响应他的号召。这场叛乱持续两个月之久，中原地区竟无一名有影响力的汉人将领或官员挺身而出，这令李璮始料未及。
这些人并非甘心臣服于蒙古统治，相反，他们对当权者的诸多政策颇有微词，私下甚至公开表达了对蒙古大汗的不满，心底也期盼着改朝换代的到来。然而，不满归不满，造反可不是闹着玩的，稍有不慎便会株连九族，除非有十拿九稳的胜算，否则他们绝不会轻易举兵响应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