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他们对李璮这位叛军首领并不具备足够的信任。
尽管李璮第一时间联络了各地的汉人诸侯，但响应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都在默默观察局势的发展。最终，仅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之子）三人率领部下加入了李璮的阵营。
然而更令李璮感到不解的是，其他的汉人势力不仅不支持他，反而在风向变化之时，纷纷看清了对自己不利的态势，转而加入了对李璮叛军的围剿行动。这场原本希望复兴宋室的叛乱，却成为了李璮孤军奋战的困兽之斗。
在另一边，南宋的军队也曾尝试与李璮联手，意图趁机收复失地，但奈何自身战斗力疲弱，有心无力，最终只能作壁上观，无功而返。他们试图向河南、安徽、山东及苏北地区发起攻势，然而忽必烈深知南宋军力的虚弱本质，认定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难以构成实质威胁。因此，忽必烈全神贯注于解决李璮叛乱，对南宋军队的行动并未过多理会。
经过短短七个月的艰苦对决，李璮在十七路蒙古大军的联合绞杀下惨败，最终被俘。残忍的命运降临在他的头上，他遭受肢解之刑，双手双脚被剁，还被挖出心脏和肝脏，凄惨死去。
历史证明，李璮比起后来的吴三桂，实在逊色不少。吴三桂至少还有与清朝一较高下的实力，甚至一度挺进长江流域。反观李璮，他自身并无足够力量支撑叛乱，却寄希望于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汉人将领们能助他一臂之力，最终酿成悲剧。
李璮犯下的一项致命误判，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而严重低估了忽必烈的果决手腕。他推测忽必烈将全身心投入到与阿里不哥的内讧中，谁知忽必烈却展现出超凡的战略眼光，暂停了对阿里不哥的追击，首先在燕京除去李璮背后的智囊，他的岳父王文统。紧接着，忽必烈亲自坐镇，调动兵马对李璮叛军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在济南将李璮逼入绝境。
在忽必烈眼中，与阿里不哥的争斗虽关乎汗位归属，但无论如何，仍是在蒙古贵族内部解决，江山依然是自家人的。然而，李璮的叛乱倘若失控，意味着江山有可能落入“外族”之手，这才是真正的亡国之危。
李璮的叛乱虽然最终被平息，但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却极其深远。最为显着的影响，便是忽必烈对汉化政策的深刻反思与调整。
在此之前，阿里不哥坚决反对重用汉人，认为他们不足以信赖。而忽必烈则坚信，要稳固中原的统治，就必须倚仗汉人的力量。然而，李璮的反叛事件，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让忽必烈对汉人的信任受到严重打击，原本积极推进的汉化政策（确切地说是对汉人的重用策略）也因此戛然而止。
兵变之后，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那些握有重兵、长期自成一体的汉人将领们，纷纷遭到解除兵权的处置，他们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这场兵变，改变了蒙古帝国对汉人策略的走向，也开启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忽必烈为了加强对汉人的钳制，实施了一项极具争议的策略：他引入了西域的色目人和回回人作为帝国的“二等人”，并将汉人贬为“三等人”，在政治待遇上对他们刻意歧视。这一举措犹如在平静湖面掷下一枚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在这个布局中，忽必烈忽略了民族和谐的重要性，他的决定犹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化了汉人与元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无形中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种子。尤其是那场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民族对立情绪的集中爆发。
相比于后来成功实现自我汉化的清朝，元朝未能融入中华文化的广阔海洋，它的统治也因此显得孤立而脆弱。短短百年的国祚，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元朝就如同历史长河中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它的兴衰历程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