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才得以躲过此劫。
针对郭正域的连续五日审讯，始终未能找出确凿罪证定其罪。明神宗得知后勃然大怒，下诏严斥审理此案的官员。一时间，众官员惶恐不安，东厂、锦衣卫乃至京营巡捕皆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京城中人人岌岌可危，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必须找寻一个替罪羊来堵住悠悠众口。
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妖书”现世后的第十个夜晚，东厂缉捕队锁定并逮捕了一个行为鬼祟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在审讯中抖露出其兄皦生光与“妖书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皦生光，一个出身顺天府的秀才，凭借聪明狡黠的性格，混迹于市井之间，靠“造假诈骗”维生，其手段之高明，令人咋舌。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记录了他的一段传奇故事：有一位地方乡绅为讨好朝中权贵，遍寻珍贵玉杯作为寿礼，委托皦生光代为寻找。三日后，皦生光带来一对精美绝伦的玉杯，声称它们出自官库，价值百金，他只收五十金即可。乡绅满心欢喜购得玉杯。
没过多久，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两名吵嚷不休的男子被卒吏快马加鞭地带到了乡绅面前，其中一人竟是皦生光，另一个则是宦官。皦生光满脸愁容，声称之前卖出的玉杯实乃皇宫藏品，因宦官私盗而出售，如今事情败露，唯有将玉杯归还宫中，双方才能化险为夷。乡绅顿时陷入窘境，因为玉杯已被赠予权贵，无法收回。无奈之下，他求助于皦生光，希望他能化解危机。皦生光一副为难的模样，思索良久后，建议乡绅出资贿赂宦官和衙门官员，或许还能侥幸过关。乡绅走投无路，只得答应，掏出将近千两白银。尽管事后明白自己被皦生光欺诈利用，但木已成舟，乡绅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段往事揭示了皦生光擅长编织骗局，借机敛财的狡猾本性，也为他可能涉足“妖书案”增添了几分悬疑色彩。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利用当时沸沸扬扬的“国本之争”，策划了一场针对郑贵妃胞弟郑国泰的惊人勒索案。话说有个名叫包继志的富豪商人，想要附庸风雅，便请皦生光帮他编辑一部诗集。皦生光心怀叵测，悄悄在诗集中插入一首五言律诗，诗句中含沙射影，暗示郑贵妃意图扶持其子篡夺皇位，而这句“郑主乘黄屋”便是关键线索。粗心的包继志对诗词背后的含义浑然不觉，便将诗集付梓出版。
皦生光见计策生效，迅速找人威胁包继志，称其诗集中含有谋反言论。包继志察觉到被骗，却碍于颜面和事态严重，只好选择破财消灾。尝到甜头的皦生光并未就此罢手，他紧接着拿着这本“证据确凿”的诗集去找郑国泰算账。郑国泰本性懦弱，加之民间舆论对郑贵妃极为不利，不敢声张，也只好忍气吞声地掏腰包摆平此事。
待到皦生彩揭露了他哥哥皦生光的劣迹斑斑，这些过往行径随之浮出水面。锦衣卫如抓住了烫手山芋般兴奋异常，立即将皦生光逮捕归案，并对他严刑逼供，最终使他屈打成招，承认了罪行。
原本，案件进展至此，按理应当告一段落，但主导审讯的刑部尚书萧大亨却另有盘算，为了迎合权臣沈一贯的意图，他试图将“妖书案”的黑锅扣在郭正域头上。然而，皦生光在酷刑的摧残下，展现出最后的坚韧与勇气，宁死也不愿诬陷他人。他的妻子、妾室甚至年仅十岁的幼子，都被严刑拷打，却无人按照萧大亨的设计去捏造供词。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皦生光其实并不是“妖书案”的真正主谋，即便是急于结案的沈一贯和朱赓，虽然他们急于找出责任人，也无法相信像皦生光这般潦倒的秀才能够写出《续忧危竑议》那样洞悉朝廷内幕的文章。然而，在舆论压力与皇室急于稳定局势的双重驱使下，明神宗选择了草率结案。皦生光最终被判处极刑，惨遭凌迟，其家人也被发配至边疆充军，成为这场冤案的无辜牺牲品。
皦生光死后，那段诡异莫测的第二次“妖书案”也随之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那篇神秘莫测的“妖书”作者身份至今仍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谜团。而在“妖书案”余波未平之际，楚王朱华奎以资助工程为由，向朝廷捐献了一万两白银。
这笔巨款在途经汉阳时遭遇了意外。楚国宗室成员朱蕴钤因对朝廷处理妖书案的方式极度不满，集结了数百名同族人马，公然截走了这批白银。当地通判等官员闻讯后迅速行动，当场抓获了领头的32名宗室犯人，并将他们投入大牢。但这一抓捕行动引发了楚王宗族更大规模的骚动，他们悍然冲击府衙，企图夺回被扣押的白银和族人。
副使周应治，这位曾于广东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