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际，幸得当时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慷慨解囊，给予援助。虽然初次尝试告御状未能如愿，但她并未气馁。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炎炎七月，杨菊贞携同詹彩凤再次踏上了艰难的进京之旅。
这次，她们在胡雪岩穿针引线下，有幸接触到时任刑部官员的浙江同乡夏同善。夏同善的出现，仿佛一线曙光照亮了这对姐妹孤注一掷的申诉之路，预示着这场扑朔迷离的冤案将迎来峰回路转的关键转折。
在浓厚的乡土情谊驱动下，夏同善这位刑部官员伸出援手，为杨家姐妹铺设了一条寻求公正的道路。他建议她们逐一拜访京城内的三十多位浙江籍高官，并将满载冤情的状纸分别送达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以及都察院，力求扩大影响，唤醒更多正义之声。
同时，夏同善并未袖手旁观，他深知此案非同小可，遂果断将案情通报给刑部右侍郎翁同龢。翁同龢在详细审阅诉状后，深深被其中的冤屈激起义愤，遂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激昂的奏折，直呈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两位宫中主宰。
慈禧太后在阅读奏章后，心中涌起同情之意，遂颁下一道震撼朝野的懿旨，特别指定浙江巡抚杨昌濬必须重启此案，彻底查明真相。
面对皇太后的亲自干预，杨昌濬不敢有任何怠慢，只得硬着头皮，调集了湖州知府锡光、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以及黄岩知县陈宝善四位官员，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联合审查团队，共同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进行重新审理，以期拨云见日，还事件一个清晰的原貌。
随着案件热度攀升，上海《申报》紧抓社会焦点，连续追踪报道，使得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犹如烈火烹油般迅速燃遍江南大地，进而震动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庙堂江湖。
迫于汹涌的舆论压力和慈禧太后的权威震慑，参与此次重审的所有官员均不敢再滥用酷刑。杨乃武与小白菜抓住机会，双双推翻了先前被逼无奈承认的“口供”，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遭受的屈打成招之苦。
眼看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情有望昭雪，命运却在此时陡生波折——正当关键时刻，同治皇帝不幸驾崩，国丧之下，此案被迫暂停审理，陷入停滞。
面对迟迟未能结案的局面，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朝廷，质疑杨昌濬等人有意包庇、拖延案情进展。于是，朝廷改派浙江学政胡瑞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复审此案。
杨乃武和小白菜满怀期待的曙光转瞬即逝，迎来的却是更为严酷的现实。这位钦差大人胡瑞澜手段狠辣，较之先前的刘知县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昼夜不停地对二人进行严刑拷问，杨乃武的双腿在酷刑之下被夹折，小白菜的十指亦被拶刑至脱落。在无尽的折磨下，二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再次被迫作出了虚假的供认。
光绪元年，十月初三的清晨，紫禁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胡瑞澜，这位一向以铁面无私自居的官员，怀揣着结案陈词，步履沉重地走进了皇太后的宫殿。他向两宫皇太后及年幼的光绪皇帝递交了奏折，言辞凿凿地表示此案并无冤情，应按原审判定罪。
在宫殿的另一端，杨乃武心如死灰。他深知，胡瑞澜的这份陈词，无疑是将他推向了深渊。绝望之中，他提笔给自己写下了一道挽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邢台，乃武归天。”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胡瑞澜这个草菅人命的糊涂官的讽刺与愤怒。
正义的火种并未因此而熄灭。当上海《申报》公布了胡瑞澜的终审报告后，整个浙江的举人、生员们沸腾了。他们愤怒于这起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以杨乃武的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为首的30余人，联名向朝廷提出了控告，要求提京彻审，昭示天下。
与此同时，十八名浙江籍京官也联名上书，请求刑部直接审理此案。他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案件，更是关乎浙江士子读书上进之心的大事。
在朝堂之上，翁同龢、夏同善及张家骧等重臣也不断向两宫皇太后进言，强调：“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朝廷公正与士子前途的担忧。
此时的光绪帝尚年幼，朝政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她欲借此案立威，对审理官员的阳奉阴违感到恼怒。于是，一道谕令如雷霆般落下：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
刑部接手此案，一路北上，将杨乃武、小白菜以及相关证人带往京城。途中，一名眼尖的官员在仔细审视葛品连的尸检报告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痕迹。他心生疑虑，决定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