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百官公卿表》与《续汉书百官志》，大约在东汉末期出现。
这1机构最初负责“典司经籍”（见《通典》），后来逐渐成为统治者身边的亲信，与“尚书”的出现、发展过程类似。
秘书机构，在曹丕执政时期（220-226）被改称为“中书”，由当时两位得宠的秘书郎刘放、孙资出任秘书监、秘书令。
魏国既建，（刘）放、（孙）资俱为秘书郎。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魏书刘放传》
刘放与孙资“久专权宠，遂掌机密”，显赫于魏文、魏明两朝，还在曹叡病重时篡改遗诏，乃至“执帝手强作之”。权势之重，隐隐已经超过了尚书令。
（刘）放曰：“宜为手诏。”（明）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汉晋春秋》
在秘书（中书）系统出现之后，曹魏尚书令的重要性便呈现出下降趋势。
早期的尚书令荀彧、荀攸等人具备较大的权势与影响力，荀彧甚至可以干预曹操僭号魏公的计划。
（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魏书荀彧传》
之后的尚书令华歆则近乎于曹氏鹰犬，甚至需要参与谋害伏皇后来谄媚曹操。
（曹操）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伏）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后汉书皇后纪》
曹丕时期的尚书令桓阶、陈群、徐奕等人，虽然仍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权势却已经遭到秘书（中书）机构的分割。
曹叡时期的尚书令陈矫、裴潜等人，不仅没有专断之权，反而更类似年高德劭的耆老勋贵（2人皆是建安时代便追随曹操的旧人），已经与东汉的3公十分相似，近乎于荣衔。
到了曹芳时期，尚书令司马孚被3位年轻尚书架空，乃至朝中流传歌谣，称“台中有3狗”。3狗，指何晏、丁谧、邓飏，至于尚书令司马孚则遭到忽视。
故于时谤书，谓“（尚书）台中有3狗，2狗崖柴不可当，1狗凭默（指曹爽）作疽囊。”3狗，谓何、邓、丁也。--《魏略》
概而论之，在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之后，中书监、中书令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尚书令的权力，成为制衡尚书台的组织。
历史的有趣之处恰在于此。
西汉时3公权势过重，有封驳谏诤之权，几乎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因此汉武帝强化尚书权力以削弱3公。
魏晋时尚书权力过重，“总领纲纪，无所不统”，权势甚至过于昔日3公，因此曹丕、曹叡强化秘书（中书）以削弱尚书。
历史的诡异之处恰在于此。
宗法专制社会中，君主为了削弱旧机构的权力，往往会设立1个全新机构。然而在旧机构瓦解之后，新机构又难免出现权力扩张，成为下1轮的打击对象。
尚书台的诞生、发展与变迁，反映出宗法社会中、机构权力无限扩张的痼疾。
为了限制旧有机构的权力扩张，便需要增设新的机构，但新的机构又必然会走向相同结果，陷入无限轮回的怪圈。
它同时会产生另1个问题，即冗官冗员。
因为旧有机构不可能被完全取缔，比如尚书令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之后，3公9卿依然存在；中书令成为宰相之后，尚书台也未见撤销。
隋唐时期，尚书机构、中书机构、侍中机构分别演化为尚书、中书、门下3省，试图通过分割权力达到制衡目的。
这1举措虽然短期内稍有成效，然而后世朝代“架空旧职，增设新职”的浪潮却未见缓解。
比如两汉之际的3公在隋唐之后已经成为荣誉性质的加衔；光禄大夫1职，在王邋遢…不不不，王荆公元丰改制后，甚至沦为散官的品级序列标志，也就是寄禄官。
以“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等形式出现，与最初的职事彻底分离。
借用阎步克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的理念来说，这1现象便是职位与品位的转化。即当局经常把职位当品位来使用，从而造成职事官的品位化。
旧的“职事官”不断沦为品位头衔，新的“差遣官”因此层出不穷，它们随着时间流逝，又成为后世的品位头衔，走向新1轮循环。
两宋的冗官，1部分锅可以甩给千年前的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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