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他们麾下无兵。
此事前文提过，不再赘述。
从现存史料来看，袁绍集团分裂的深层原因，在于东汉的任官避籍之制。
这1制度从根本上断绝了“土人”为“土官”的可能性，因此作为外乡势力的“流人”上任之后，势必会引入亲信势力，形成新的政治集团，从而引发土人与流人之争。
流人，指的是背井离乡之人，即流寓之人；土人，则是当地士族豪强。
若土人势强，则作为流人的军阀难成气候（如刘璋、刘表）；
若流人势强，又可能引发土人的反抗（如刘焉、孙策）。
汉末诸军阀就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平衡各方势力，艰难求存。
1言蔽之，任官避籍制度的存在，注定了袁绍集团的分化。
官渡之战，袁绍便因此而败。
这种情况，曹、刘、孙3家皆存。
汉末不是后世，这些人思想意识拘泥于乡党。
遑论就算是后世，乡党的意义也非比寻常。
（刘焉）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刘）焉。--《蜀书刘焉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傅子》
按照出身籍贯，可将袁绍集团成员划分为河南（黄河以南，泛指中原地区，并非河南郡）与河北（黄河以北，泛指幽、冀、并地区）两大阵营；
其中河南集团又可划分为颍川与南阳两派，这与韩馥及袁绍的出身及仕宦履历存在密切关系。
从可见记载看，河南派与河北派之间的争斗相当剧烈，已不局限于言语攻讦的范畴。
逄纪诬杀田丰，郭图谗害张郃，属于河南士迫害河北士；
审配报复许攸，陷害逄纪，则属于河北士迫害河南士。
在袁曹战争的关键时刻，审配（河北士）甚至不顾大体，将政敌辛评（河南士）在邺县的族人尽数诛灭，迁怒之意显见。
至于郭图、淳于琼（河南士）分割沮授（河北士）兵权，孟岱（河南士）分割审配（河北士）兵权之类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考虑到袁绍集团的将校、谋主在《魏书》中均无独立列传，其忿争不和之记载却屡见史册，可知两大阵营的攻讦陷害，乃是袁绍集团中1以贯之的主旋律。
河南、河北两派成因：
从根源上说，它源自彼时的任官制度，即东汉的“3互法”。
“3互法”最初禁止本地人在本地任官，后来扩大回避范围，令“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
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地方的宗族势力与官僚势力相勾结，这1制度在后世有1个更加通俗的名称，即任官避籍。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3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后汉书蔡邕传》
“3互法”的存在导致了1个特殊现象，即地方的军政长官1定不是本地人。
而像韩馥、袁绍这种“州牧”级别的最高长官甚至不是（冀州）本州人。韩馥是豫州颍川人，袁绍是豫州汝南人。
对冀州豪强而言，韩、袁属于典型的外来势力，语言、风俗、文化与河北均有差异；
且双方的利益诉求亦不相同，直属于东汉中央的官僚势必会影响到本地豪强的势力扩张，因此韩、袁遭到地方势力的排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韩馥便是因此下台。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后汉书袁绍传》
在此背景下，韩、袁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势必要引入亲信势力。
韩馥选择拉拢颍川同乡（荀谌、荀彧、郭图、辛评、辛毗），河南士中的颍川人盖源于此；
袁绍之后继承了韩馥的政治遗产，并延揽昔日同在洛阳的“奔走之友”，以南阳许攸、南阳逄纪为代表，此即河南士中南阳人的由来渊源。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英雄记》
（颍川）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至冀州。--《魏书荀彧传》
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逄）纪俱诣冀州。--《英雄记》
如果将视线拉长，便会发现曹、刘、孙3家均存在类似情况。
比如曹操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