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陈寿在赞语的表象之下，也暗含了言外之意。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蜀书先主传》
结合《蜀书》诸列传的记载，可知刘备厚待臣僚，除了个人性格使然之外，更多是出于外部的环境约束。
陈寿惯用春秋笔法，他之所以将刘备比作汉高祖，实际是暗藏玄机。
汉高祖厚待功臣不假，但他也习惯于卸磨杀驴。
与刘邦共定天下的异姓诸侯王中，只有长沙王吴芮因实力弱小幸免于难；
其余诸侯或死或囚，无1善终。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8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汉书卷3十4》赞语
除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佐命元勋死于非命，连刘邦的女婿张敖都险些被杀。
考《史记》、《汉书》，可知上述人物都曾受过刘邦的特别礼遇，但最终还是难逃1死。
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刘邦之女，张敖之妻）故，不宜有此。上（指刘邦）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乎！”--《汉书张耳传-附传》
（英布）出就舍，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汉书英布传》
由此可见所谓的“高祖之风”，并非简单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也含有“诛戮功臣”的凛凛杀机。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廿4史札记》
刘邦如此，刘备亦然。读者往往看到刘备对糜竺的恩遇、对黄权的厚待；却习惯性忽略刘备诛杀张裕、雍茂时的刚愎猜忍，更极少着眼于刘备“礼贤下士”时的历史背景。
需要特别注意，刘备礼贤下士，无1例外都在式微之际。无论是与田豫、赵云诚心相交，还是宽慰糜竺“兄弟罪不相及”，抑或赦免黄权、孟达等叛将子孙，均是在蜀汉处于劣势的历史背景之下。
换言之，刘备的弘毅宽厚，更多是1种战略性的安抚举动，服务于统战工作需要。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刘备无法彻底清算叛臣，因为这样势必导致蜀汉局势进1步恶化。
反过来说，1旦刘备得志，他往往会任心而行。取汉中后（219）杀张裕、杀雍茂，称帝之后（221）空国东征，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1言蔽之，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外部环境宽松，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外部环境紧张，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
由于刘备1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所以能够“任心而行”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也正源于此，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
这种“矫情忍性”的作风，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不独刘邦、刘备所有；秦始皇亦然。
其近臣尉缭，便曾称“秦王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
秦国重臣尉缭，是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东汉陈留，后世开封）尉氏县人，以地为氏，疑似《尉缭子》作者。
其人之言，可信度极高。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始皇帝本纪》
因此不宜将刘备的宽厚表现，简单归结于他的个人性格。
更合理的作法，是把刘备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结合历史背景来分析其行为逻辑。
我们先来看看刘备刚愎的1面。
刘备早期以“武勇”著称，也有过“怒鞭督邮”的血性过往，还因为“反复无常”而被吕布集团所讥诮。可知其人性格颇为多面，绝非简单的宽厚长者。
平原刘子平知（刘）备有武勇。--《典略》
诸将谓（吕）布曰：“（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英雄记》
诚如前文所述，刘备的行为逻辑与常人无异，主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得志之时，往往表现出刚愎自用的倾向。
以下谨就张裕与雍茂的案例，论述刘备阴刻猜忍的1面。
张裕是刘璋旧臣，曾于座上讥笑刘备“无须”（即没胡子），因此刘备“尝衔其不逊”，认为张裕对自己缺乏尊重。
先主无须，故（张）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指怀恨）其不逊。--《蜀书周群传-附传》
不过鉴于彼时川蜀初定，刘备也就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