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裕下手。然而随着刘备攻陷汉中，张裕的生命也便走到尽头。
张裕的具体卒年史书无载，按《周群传》的记载推断，当为建安2十4年（219）。
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谏争汉中不验”。按汉中在建安2十4年（219）为刘备所得，因此张裕的谏阻之言才会显得“不验”，可知张裕之死，当在此年。
（刘备）忿其漏言，乃显（张）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蜀书周群传-附传》
虽然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争汉中不验”，但彼时人尽皆知，张裕之死，实出于他与刘备的口角宿怨。
因为谏阻征汉中者远非张裕1人。周群亦曾谏阻，但不仅没有受罚，反而被刘备加官进爵。甚至连诸葛亮都对征伐汉中的计划持怀疑态度（见《杨洪传》），可知谏阻征汉中者为数不少。
（刘备）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没不还，悉如（周）群言。于是举群茂才。--《蜀书周群传》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蜀书杨洪传》
张裕死于刘备攻陷汉中之后（219），而占据汉中又代表着刘备的功业达到巅峰。在此背景下，刘备将诛杀张裕形容为“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其刚愎心态可见1斑。
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锄）。”（张）裕遂弃市。--《蜀书周群传-附传》
再看雍茂。
刘备僭号汉中王时（219），其主簿雍茂曾劝谏刘备暂缓称王，因为基业规模尚浅，急于为自己加官进爵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
（刘）备锐意欲即真（汉中王），（刘）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0陵先贤传》
刘备闻言怀恨在心，找借口杀死了雍茂，因此“远人不复至矣”，大失人心。
彼时与雍茂共同劝谏的还有刘巴。雍茂死后，刘巴“惧见猜嫌，恭默守静”，乃至“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明显被惊吓得不轻。
建安2十4年，先主为汉中王……（刘巴）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蜀书刘巴传》
张裕、雍茂皆死于建安2十4年（219），即刘备称汉中王的同年。
可知刘备在事业鼎盛时期，表现出了极大的桀骜色彩，甚至隐隐有了滥杀忠良的苗头。
可见无论是仁君还是暴君，其实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刘备对叛臣宽厚处理呢？
蜀汉臣僚中，糜芳、黄权、孟达等叛将及其家属，曾被刘备赦免、乃至“崇待如初”。
这种宽厚的行为引来后世史家的交口称赞。
但在赞许刘备的胸襟之外，更需要注意到彼时的历史背景。
先看糜竺：
糜芳降吴（219）导致荆州沦陷，滞留当地的州郡吏员也纷纷变节出走。
按孟达的话说，便是“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1还”。
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1还。--《孟达辞先主表》
举例而论，关羽主簿廖化先降吴，后归蜀。刘备非但没有谴责，反而给廖化加官进爵。
照此记载看，即使像廖化这种“反正”的2臣，也是屈指可数的个例，侧面佐证了荆州当时的恶劣局面。
（关）羽败，（廖化）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蜀书廖化传》
彼时糜芳已经叛入东吴，即使杀死其兄糜竺也于事无补。
更何况糜竺是刘备的恩主，也是蜀汉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杀害糜竺无疑会让追随刘备的旧人寒心。
因此刘备宽慰糜竺，实是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
再看孟达：
孟达出走（220）导致东3县（上庸、西城、房陵）沦陷，滞留当地的臣僚，如申耽兄弟也纷纷投靠曹魏（见《刘封传》），进1步缩减了蜀汉的地盘。
在此背景下，即使杀死孟达的家属也无济于事。
更何况孟达出身扶风，属于益州政权中“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