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掺杂了修史者的个人情感。
因此，史官对史料的运用，需要慎之又慎。
陈寿在《3国志》中曾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不记录人事），灾异靡书（不记录灾异）。--《蜀书后主传》
此话给人的直观印象，便是蜀汉不设史官，因此导致史料记录残缺不全；
也侧面解释了《蜀书》篇幅短于《魏书》与《吴书》的原因。
注意：《魏书》共3十卷，《吴书》共2十卷，而《蜀书》……
仅十5卷。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3国志》，便会发现陈寿所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比如《后主传》曾提到“景耀3年，史官言景星见”；
此事明确使用了“史官”2字。
《蜀书》中也有大量关于星象与异象的记载，可见“国不置史”是假，“灾异靡书”也不为真。
那么问题来了…
陈寿为何要1本正经地胡说8道呢？
我们先来看“国不置史”。
“史官”是1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它的工作内容不局限于1般印象中的史料记录工作；
史官同时也要兼顾天象变化、历法制定、档案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
工作内容涉及到“历史记录”者，彼时有太史系统、东观系统、兰台系统以及秘书系统。
东观与兰台，可以简单理解为帝国图书馆与档案馆；
秘书系统出现较晚，东汉初设旋废，至魏文帝时，始重新设立。
由于《3国志》中没有“职官志”或“百官志”，因此想要复原魏、蜀、吴3家的职官制度并不容易。
曹魏的制度尚可以通过《晋书》、《宋书》、《通典》等后世史料加以推断，蜀汉的职官系统则相对模糊。
换言之，“国不置史”的解释，并非仅有1种。
如果以“史”的字面意思推断，陈寿所谓的“国不置史”，有可能是指“太史”。
太史系统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观测星体运动来预测王朝运势，也兼顾符瑞谶纬1类的政治预言。
本书中刘艾的政治盟友王立，便是太史令。
太史令1人，6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续汉书百官志》
比如兴平2年（195）献帝东奔，王立便用“太白犯牛斗，荧惑守北河”等说辞，劝刘协改易道路。
太白即金星，荧惑即火星，实际是太史官利用星象变化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
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张璠《汉纪》
建安元年（196）曹操领兵入洛，迁都许县。
王立又说“金火交会，革命之象”。
（王）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张璠《汉纪》
可见太史令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与星象历法有关，其实更接近天官、历官。
汉延康元年（220），东汉太史丞许芝，也曾用“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等符瑞谶纬之辞，劝曹丕代汉自立。
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7月4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献帝传》
可见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太史丞，并不局限于历史记录工作，更需要兼顾星象、历法、谶纬等内容。
不过从可见史料看，蜀汉存在天官与历官。
这便能解释，为什么《蜀书》中频繁出现星象变化的记载。
比如景耀元年（258），成都观测到景星；
再比如延熙十4年（251），费祎自汉中还成都，术士表示“都邑中无宰相位”等等。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蜀书后主传》
（延熙）十4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蜀书费祎传》
术数理论中，天宫的星宿对应着下界的帝王将相，所谓“无宰相位”无疑也与天象有关。
至于“灾异”的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