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诸葛亮真的“奇谋为短”，不可能引起魏国高层的畏惧憎恶。
是时，孙权、诸葛亮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孙资别传》
《蜀书诸葛亮传》的写作背景比较特殊。
葛氏虽是“魏之剧贼”，司马炎对他却十分推崇，甚至多次赞美其才干。
《诸葛亮集》也是在此背景下被编撰的。
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
（武）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指诸葛亮）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汉晋春秋》
陈寿虽然对诸葛亮存在非议，但并不敢违逆司马炎定下的修史基调。
《诸葛亮传》中的“陛下迈纵古圣，虽敌国诽谤之言，无所革讳”，其实就是陈寿借此向统治者“示忠邀宠”。
伏惟陛下（指司马炎）迈纵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4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陈）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蜀书诸葛亮传》
因此在《诸葛亮传》中可以看到两种情绪：1种是司马炎的正面定调；
另1种是陈寿的个人私情。
在此背景下，“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弊端（或谎言），被陈寿推诿给诸葛亮，也可以视作修史者私人情感的体现。
但平心而论，陈寿父子2代都与诸葛家有深仇，即便有司马炎这个陈寿的“今上”定下基调，但陈寿能相对客观为诸葛亮立传，也足以证明其人“良史”之名。
蜀汉的史官问题，历代学者多有论述。
刘知几、刘咸炘、金毓黼、梁章钜、卢弼等人对此均有探讨。
他们无1例外，均表示“国不置史”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至少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陈寿）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也。--《史通》
《季汉辅臣赞》所颂述，皆当时可传之人，承祚（陈寿字承祚）自注多云“失其行事，故不为传”，评语所谓“注记无官，行事多遗”者，此也。刘（咸炘）说为允。--《3国志集解》
陈寿作为蜀汉的东观秘书郎，却硬要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确实1种欲盖弥彰的拙劣行为。
以陈寿的才智来看，他的行为背后，当然存在不得已的原因。
其1是免祸自保。
西晋初年，蜀地叛乱（264）的影响尚未消弭，因此对于蜀汉中后期参与北伐的将领，大多略而不表，借此避免争议。
陈寿在《魏书》中刻意略过了丁谧、文钦、李丰、邓飏、何晏等敏感人物（皆涉及谋反，何晏更是被司马师neng死的！），不予立传，也是出于相似原因。
其2便是陈寿的私人情感。
陈寿对诸葛亮的情感比较复杂。
1方面他尊敬诸葛亮，另1方面他也抵触诸葛亮。
在晋武帝的要求下，《诸葛亮传》当然要按正面基调书写，但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私人情绪。
“国不置史”的责任被推诿给诸葛亮，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负面情绪的外在体现。
不过无论如何，“国不置史，注记无官”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因为蜀汉方面的史料，除了陈寿的《蜀书》（或称《蜀志》）之外，同时代还有陈术的《益部耆旧杂记》、王崇的《蜀书》以及谯周的《蜀本纪》，其中谯周还是陈寿的老师。
注意：《益部耆旧杂记》1作陈寿所撰，未详孰是。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晋书陈寿传》
换言之，如果没有充足的原始资料，是不可能在同1时间出现如此繁多的“霸史”或“地方志”的。
东晋时又有王隐的《蜀记》以及常璩的《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中涉及到的大量人物，均不见于《蜀志》，可知是陈寿刻意略过不表。
亦由此可见，所谓蜀汉不置史官，其实是呵呵呵呵呵呵。
不然呢？
难道《华阳国志》中的史料是从白猿肚子里取出来的？
还是从蝌蚪文中找出来的？
概而论之，对蜀汉史官问题的梳理，有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