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为君尽忠、为亲及师尽孝、为举主及主君尽忠义、为友尽义，这是东汉的普世价值。
注意：其中，故主、举主，相当于士人的2重君主，其尽忠优先级甚至要高于天子。
亦即：效忠直属上司在前，效忠朝廷在后。
是故，梁启超先生才会如此推崇东汉的道德底线。
同理，公孙瓒为故主不惜背井离乡远行护送，才会广受好评。
而到了汉末，情况又发生了些许不同。
因诸侯割据之故，2重君主观渐渐转变为，效忠主公在前，效忠天子在后。
最典型例子，当属关羽身在曹营，而自诩“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
因此，关公得以忠义而称于世。
对于益州刘璋1众僚属的行为…
云某便以刘虞和田畴主臣为例，为诸君详细解释1番汉末士人们的行为逻辑吧。
关于刘帮主和关公的小摩擦，咱们后面再继续聊。
田畴是汉末群雄之1。
其人早年割据河北，多次拒绝袁绍招募；
直到建安十2年（207）曹操北伐乌桓，才率领宗族归附。
然而田畴在委质曹操之后，却始终拒绝曹氏的加官封赏，乃至激怒曹操，讽喻群臣弹劾田畴。
彼时荀彧曾替田畴求情，而荀彧又死于汉廷魏国（213-220）建立之前。
可知曹操封赏的，1定是汉廷官职，而不是魏国官职；
因此，田畴在法理上并无拒绝的必要。
同时，田畴的个人特质，又与同卷人物格格不入。
田畴被收录于《魏书十1》，该卷性质为“逸民传”，所谓逸民，即拒绝招募，隐逸山野的高士。
从该卷的其余传主（袁涣、张范、凉茂、邴原等人）的记载来看，他们所拒绝的，均是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公孙度等地方割据者，最终却均归曹氏，可以说，这很符合曹魏的主流价值观。
唯有田畴，拒绝的是曹操的封赏，是《卷十1》中唯1的异类。
所以，田畴的行为逻辑，便与益州士人们极为相似，尽管2者间的经历可谓南辕北辙。
也就是说，其人实则深受“2重君主观”影响。
因为田畴辞封的首要原因，在于心系刘虞，与“忠于汉室”反倒关系有限。
益州那些士人们，不也同样如此？
从“受命入长安朝觐”的事件中，可以充分体现田畴的价值观。
田畴深受其故主刘虞的影响。
但2者又有明显不同。
幽州牧刘虞虽然自诩忠良，但行事却比较分裂，或者说首鼠两端。
他1方面派遣田畴去长安给献帝朝贡，大表忠心；
另1方面又与河北的叛军头子袁绍、韩馥等人沆瀣1气，甚至充当该集团的名义首脑。
按初平2年（191）袁绍拥立刘虞称帝的记载，在刘虞死前（193），关中与关东各拥天子，关东立刘虞而关中立刘协，实际恢复了东周初期的“2王并立”格局。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魏书武帝纪》
虽然诸书皆称，刘虞对帝号“辞而不受”，实际他却始终与袁绍等人“连合”；
而袁绍也1直借着刘虞“录尚书事”（即总揽朝政）的名义，为幕僚“擅署爵位”，乃至被吕布讥笑，认为这些伪职“不足贵也”。
（袁绍）推虞为帝。遣使诣虞，（刘）虞终不肯受，然犹与（袁）绍等连和。--《魏书公孙瓒传》
（吕布）轻傲（袁）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英雄记》
田畴则与刘虞不同。
他受命朝觐天子，从幽州至长安，战火连绵，横绝千里，万死1生。
且因为路途断绝（时函谷关与武关均被封锁），还不得不绕道朔方（属并州，今内蒙河套地区，也就是说，田畴为觐见天子，不惜绕了个几字形）。
（田）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致（使）命。--《魏书田畴传》
田畴出发时“年2十2”，归来时“刘虞已死”。
可知其朝圣之旅，花费了足足3年（191-193）。
盘踞长安的关中诸将，命3公并征田畴，田畴皆辞不受，1心返回幽州，向刘虞复命。
（长安）朝廷高其义。3府并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