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孙策出身吴郡富春，担任会稽太守。
孙坚昔日曾出任过长沙太守，不过孙策与长沙的渊源却并不深厚。
孙坚死后（191），孙策先与母亲吴氏客居徐州广陵郡江都县，又赴扬州9江郡寿春县依附袁术（194），之后率部渡江（195），平定6郡。
时太妃（孙坚遗孀吴氏）在江都，（孙）策遣（吕）范迎之。--《吴书吕范传》
兴平元年，（孙策）从袁术。--《吴书孙讨逆传》
从发迹路径看，孙策与长沙毫无关联。因此长沙的封地，实际是孙权为了淡化孙策与江东地区的联系，而刻意授予。
理由很简单。孙策平定江东的手段过分血腥，与扬州大族结怨甚深。
吴郡大姓6康，吴郡名士高岱、王晟，吴郡太守许贡，先后被孙策诛杀。会稽大姓周昕、盛宪家族也相继遭到夷灭。
至于地方豪强，诸如祖郎、钱铜、邹他、严白虎之流，更是被屠戮殆尽，鸡犬无余。
注：6康事见《后汉书》，许贡事见《江表传》，王晟、高岱、邹他、钱铜事见《吴录》，周昕、盛宪事见《会稽典录》与《檄吴将校部曲文》。文多不载。
孙策的凶悍形象给江东大族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吴亡后（280），6逊之孙6机曾撰写《辨亡论》。在6机笔下，孙权的形象是“成之以德”，孙策的形象则是“基之以武”，暴戾色彩十分浓郁。
吴桓王（长沙桓王孙策）基之以武，太祖（孙权）成之以德，聪明睿达，懿度深远矣。--《辨亡论》
在此背景下，孙权如果大张旗鼓地尊奉孙策，必然会得罪江东大族。因此孙策不仅得不到皇帝的封号，甚至连封地都被刻意选在了扬州之外的长沙。
有趣的是，孙策的庙廷没有设在长沙，而是设在了吴都建业（旧称秣陵，今称南京）。
《宋书》记载，孙策庙在“朱爵桥南”。古代爵、雀互通，朱爵桥即朱雀桥，在今南京市。
孙权于建业立兄长沙桓王府于朱爵桥南。--《宋书礼志》
另外1处佐证，便是孙权病重时，曾遣太子孙和赴长沙桓王庙中祷告；孙和的行踪，又被孙鲁班的探子所监视。可知孙策庙就在建业城中。
吴主寝疾，遣太子（孙和）祷于长沙桓王庙。--《资治通鉴》
全公主（孙鲁班）使人觇视（监视），因言太子不在（桓王）庙中。--《吴书孙和传》
由庙廷的设置地点，可知孙策的“长沙王”只是虚置。其子孙绍不可能继承“长沙王”的爵位，更不可能赴长沙就国。
换言之，孙策的长沙王，与孙奋的“齐王”，孙霸的“鲁王”本质相同，均为遥领虚封。
注：齐国在青州，鲁国在豫州，彼时均属曹魏。鲁国旧属徐州，光武时改属豫州，见《续汉书郡国志》。
往深1些说，孙奋与孙霸是1字王，孙策是2字王，地位明显受到贬抑。
孙策的谥号是“桓”，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即开疆拓土之意。
桓本是美谥，但在东汉末年则不然。
汉桓帝与汉灵帝，彼时是昏君的代名词。蜀汉的刘备“叹息痛恨于桓灵”；东吴的6凯则表示“汉之桓灵，大失民心”。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
昔汉之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吴书6凯传》
甚至连董卓都认为“桓帝无功德”，因此将其“威宗”的庙号褫夺。
2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庙曰威宗。--《后汉书灵帝纪》
是岁，有司奏，和、安、顺、桓4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后汉书献帝纪》
在此背景下，“桓”的正面色彩也便遭到极大削弱。
同时代得到“桓”谥之人，还有张飞。可以侧面佐证这个谥号的特殊色彩。
（刘禅）追谥（张飞）飞曰桓侯。--《蜀书张飞传》
实际以孙策的勋业和事迹考量，“武”或者“庄”是更加合适的谥号。辟土斥境曰武，屡征杀伐曰庄。
但孙权刻意把“武”授予了孙坚，追封孙坚为武烈皇帝，因此断绝了孙策成为“武王”的机会。
汉制，有王侯2等爵，“非刘不王，非功不侯”。实际执行时并未严格遵循此原则，再加上王莽、曹操等人的改制运动，导致5等爵位（公侯伯子男）1度得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