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曹夏侯传在《魏书9》，紧随《驱除传》（卷6至卷8）之后。
毫无疑问，《魏书9》的定性是“开国功臣传”。
因为《魏书十》传主是荀彧、荀攸、贾诩3位策士；可归类为“开国谋臣传”；故《魏书9》大抵被看作“开国武将传”。
其实不然。
卷9的赞语处，清楚提到了曹氏、夏侯氏世代通婚，并为贵重。勋业效劳，不止军功而已。
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魏书9诸夏侯曹传》赞语
从夏侯惇、夏侯玄等人的履历记载看，其“军功色彩”已经比较淡化，更倾向后方的典农、或中央的台阁之臣。
《魏书9》之所以被看作“开国武将传”，恰恰源自曹操对军权的重视。
曹魏政权的掌兵者，大抵源自“谯沛系”。类似武周、桓范、史涣等人自不必多提，而身为沛国大姓的曹氏、丁氏、夏侯氏，更是掌兵的“不2之选”。
太祖崩洛阳，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魏书2十2徐宣传》
换言之，诸夏侯曹氏身上浓郁的“军功色彩”，并非其喜好典兵；而是出自曹魏“1以贯之”的国策。
故《魏书9》不应被单纯视作“开国武人传”，而是“谯沛勋戚传”。
《魏书十1》的人物非常杂乱。传主来自各个势力，且仕宦职位亦不相同。
袁涣、张范、凉茂、国渊、田畴诸人中，有高门子弟，有山野武夫，还有知名学者。更不用提、该卷竟然还混进了诸如管宁、邴原1类的“隐居儒生”，使得归类异常困难。
其实《魏书十1》的定性是“逸民传”。
从赞语部分的总结归纳，便1目了然。
袁涣、邴原、张范躬履清蹈，进退以道……管宁渊雅高尚，确然不拔；张臶、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魏书十1》赞语
“逸民”即不肯配合官方征召、而隐居山野的名士。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人物大抵被归入“伪君子”的范畴。“终南捷径”等嘲弄性质的成语、亦是对此类“逸民”的否定与戏谑。
但是两汉魏晋的语境下，“逸民”与“驱除”（即群雄）1样，皆是“构建王朝法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末世群雄”是新朝的敌人，那“山野隐居者”便是既不配合旧朝、亦不出仕新朝的“清高者”。在彼时语境下，“让官不受、让国不受”不仅是种美德、更是1种不成文的制度。
“许由让国”、“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等典故波流甚广，甚至曹操称王，曹丕称帝，还得装模作样地“3辞3让乃敢受”。这就是时代的“舆论要求”。
这也是《魏书十1》当中的“隐逸者”可以紧随“开国功臣传”（魏书9、十）的原因。
因为“隐逸者”是构建“统绪正当性”的必要部分。
更重要的，是《魏书十1》的诸位“逸民”，大多并非拒绝曹氏的征召，而是拒绝“驱除者”的征召。
比如卷首的袁涣，先后拒绝了袁术、刘备、吕布的征召，最后“归诚曹魏”，这在曹魏官方视角下，不仅是“隐逸名士”，更是“大德之人”。
张范拒绝了袁隗的“婚姻示好”、又不肯曲事袁术，与袁涣性质相同。
凉茂、国渊、管宁等人先后避难辽东。除管宁外，皆不肯出仕公孙家族，最终3子先后接受了曹魏的征召，与袁、张性质又同。
该卷唯11位特殊人物是田畴，其拒绝了曹氏授予的官职。考虑到田畴亦曾拒绝袁绍的征召，且与夏侯惇、荀彧、曹丕相友善，故凭此也挤进了“逸民传”。
换言之，《魏书十1》的定性，除了“逸民传”之外，还因诸位传主最终“投诚新朝”，而有“贤士传”的味道，大抵可以看作2者合流。
篇幅所限，对《魏书》当中的3十卷纪、传，不可能11详述。
云某谨在结尾，归纳分享部分粗浅的理解，以便诸君之用。
如何快速判断每卷的人物性质呢？
直接跳到卷尾赞语处，便可以清楚看到陈寿对该卷的归类。
比如《魏书9》赞语是“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便可看出诸夏侯曹氏并非单纯的“武人集团”，而是“左右勋业咸有效劳”的内外之臣。
“武夫色彩”实际来自谯沛掌兵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