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机构，每年至少进行 4 次全国性的执法检查，查处了 200 余名违法违纪的司法官员。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法律方面的努力，也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提供了保障。而在这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文化环境中，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涌现出苏天爵、袁桷等杰出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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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爵，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研究。
早年，苏天爵在地方任职，积累了丰富的理政经验，深知民间疾苦。他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不畏权贵，因而深受百姓爱戴和朝廷信任。
苏天爵在元朝官至监察御史、礼部侍郎等职。因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元仁宗时期，朝廷委以他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重任。
为完成这部着作，苏天爵广泛搜集资料。他查阅大量官方文献、私人笔记以及民间传说，走访众多名臣的后人及相关人士。经过数年辛勤努力，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细致筛选、整理和考证，《元朝名臣事略》最终问世。
这部书收录了元朝初期四十多位名臣的事迹。记述木华黎时，详细描述他跟随成吉思汗征战四方，智勇双全，多次以少胜多，为蒙古帝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且对待部下宽厚仁爱，深受将士拥戴。
写耶律楚材时，着重展现他力主推行汉法，提倡以儒治国，建议设立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为元朝文化和教育事业奠定基础，同时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制定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苏天爵还着有历史学着作《资治文稿》。在这部作品中，他通过对历史事件深入分析，总结出许多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独到见解和敏锐洞察力，对各朝代政治得失进行评判，为当时统治者提供有益借鉴。
袁桷，庆元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精通经史，擅长诗词歌赋，文风典雅，意境深远。
袁桷得到朝廷赏识，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等职。
在史学方面，袁桷参与多部史书编纂和修订工作，注重史料收集和考证，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主张以客观、公正态度书写历史，不偏不倚评价人物和事件。
袁桷的史学着作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研究元朝科举制度时，他详细梳理其发展脉络和特点。
袁桷与虞集关系紧密，虞集乃元代着名文学家，着有《道园学古录》等作品，其诗文典雅清丽。袁桷与虞集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上相互启发，共同推动了元代文学的发展。
袁桷还与杨载往来频繁，杨载以雄浑刚健的诗风着称，着有《杨仲弘诗集》。他们相互借鉴彼此的诗歌风格，使各自的创作更具特色和深度。
此外，袁桷与范梈也常有交流。范梈的诗作意境清幽，着有《范德机诗集》。
元仁宗尽管挑战重重，文化领域仍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些文人墨客之间的交往和切磋，不仅促进了个人文学造诣的提升，更为元代文化的繁荣与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仁宗于 1320 年正月去世，享年 35 岁，皇位传给了 17 岁的儿子硕德八剌。儿子在位3年，享年20岁。
尽管短短的三年，但是他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他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推行“津助赋役法”，减轻百姓负担。
在此之前，百姓赋税负担沉重，约占家庭年收入的五成以上，劳役也极为频繁。该政策实施后，赋税降低约两成，劳役安合理，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稳定。
元英宗编纂法典《大元通制》。这部法典相较以往的法律典籍更加系统全面，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多个方面，明确了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范了土地、财产等民事纠纷的处理方式，确立了行政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清除太后集团势力。据相关记载，在此次整顿中，查处贪污腐败官员达数百人，其中包括省部级高官数人，革职查办的中低级官员更是众多。诸如尚书、巡抚等皆因贪污被严惩，权臣铁木迭儿贪污受贿、专权跋扈，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占土地。
元英宗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下令将其罢官免职，并没收全部财产。其党羽也进行清查和惩处，许多与其勾结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有的甚至被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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