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谅之败（2）
杨谅失败后，怎么处理这个反王就很快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群臣经过一番合计，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把杨谅处死，以儆效尤。杨广为了显示自己宽大为怀，没有答应，他说：“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谅一死。”
于是将杨谅贬为庶民，杨谅最后被幽禁而死。他部下的官吏臣民受牵连而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有二十余万家。
当初，文帝和独孤皇后相互之间非常恩爱，他发誓不和别的姬妾生孩子。他不无自豪地对群臣说：“前代的皇帝对所宠幸的姬妾极为溺爱，出现了嫡子、庶子之争，也就有了废立之举，有的因此而亡国。我没有别的姬妾，五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可以说是真正的兄弟，难道会有这种忧虑吗？”
他太乐观了，或者说他太天真了。在权力面前，亲情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他的五个引以为傲的儿子，五个同父同母的手足兄弟，还是没有逃脱权力的魔咒，依旧上演了一幕幕骨肉相残的人间悲剧。
究其原因，还在于杨坚在立嗣这一方面犯了大错。杨勇以长子之身，继储君之位，经略创造，抚军监国，长达二十余年，并无重大过失，但因为杨广使诈，杨素行奸，外加皇后撺掇，文帝偏听偏信，竟然废长立幼，致使诸王生惧，大臣起疑。
现在我们常常说，按照制度来，按照程序来。制度一旦被践踏，程序一旦被打破，它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积兔于市，过者不顾。”意思是说，一只兔子在街上跑，上百人都去追逐它；满街上都是兔子，过路人连看都不看一下。“岂有无欲哉？分定故也。”规则是定好的，文帝一朝易之，开了逆乱之源，长了觊觎之望，给有野心的人提供了机会。于是杨广谋太子之位，杨秀窥岷蜀之阻，杨谅起晋阳之兵，父子互斗，骨肉相残，或幽囚囹圄，或亡命鸩毒。本根既绝，枝叶毕剪，十有余年，宗社沦陷。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得难以计数，但考究他们的乱亡之祸，没有像隋朝这么残酷的。
就这一问题，宋代的名臣、《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内宠姬妾地位与皇后相等；外宠重臣与皇帝一样也可发号施令；庶子与嫡子相匹敌；大的都城与国家的势力相匹敌。这都是动乱的根本原因。”作为人主如果真能在这四方面慎重从事，动乱怎么能自动发生呢？隋文帝只知嫡、庶之分容易出现纷争，皇室的地位孤立微弱容易动摇，却不懂得诸王的势力与皇帝势均力敌就会危逼皇位。虽然一母至亲骨肉，也不能免于相互倾轧夺权。考察辛伯的这些话，文帝只吸取了一点而丢掉了另外三点啊！
这段话的中心就是：姬妾地位不能太高，大臣权力不能太重，庶子的职位不能太显，诸侯的势力不能太强。这四个问题处理不好就是纷争之本，祸乱之源，即使手足兄弟也概莫能外。文帝只正确处理了第一个问题，但后面三个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就为后来的国家动荡和骨肉相残埋下了隐患。
这个看法还是十分精辟的。
《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其实历代统治者也在不断反思这一问题，但他们都始终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随后建立的大唐王朝，开国之主李渊和他儿子们，因为权力斗争，依然上演了一幕充满血腥的人间惨剧。
公元六二六年七月二日，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为了夺取皇位，在首都长安大内皇宫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然后逼迫李渊退位，以极为卑劣和血腥的方式夺取了帝位。然后这个新科帝王，为断绝后患，又来了个斩草除根，把建成和元吉所有的儿子都统统杀掉了，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另一方面，李世民又把原来东宫和齐王府中的女眷全部充入宫中。于是他的嫂子和弟媳，都自然成了他的床上尤物。所以在阴险狠毒、骄奢淫逸方面，李世民较之于杨广，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偏爱成功者，给了李世民太多的赞词，而对他做得那些龌龊之事则一概忽略不计了。
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我们现在接着把杨素的故事讲完。
由于杨素平定杨谅有功，杨广拜他的儿子万石、仁行、侄子玄挺都为仪同三司，并赐给他们织物五万段、绮罗一千匹，又把杨谅的二十多个妓妾赏赐给他。
隋大业元年(六零五年)，又升杨素为尚书令，赏赐给他东京上等府第一处，织物两千段，不久又拜为太子太师。第二年，杨广拜杨素为司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