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
，南北协洽，独彼二退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被二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概置不理，使中外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和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私利之渊教，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通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即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皆知，吾东省皆知之，而世或未尽知也。学良黍膺疆寄，并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易胜隐痛，学良与同等再四筹商，金谓非去此二，东省大局，非待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调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
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巩固东北政权的大事，也初步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杨宇霆祸因
杨宇霆生于1885年，比老帅（张作霖）小10岁，比少帅（张学良）大16岁，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秀才出身，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张作霖在世时，最受重用，长期任奉军的总参议。老师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猝然过世，少帅张学良一时不知如何安排他，故他的实职只是从前兼任的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常荫槐比杨宇霆小3岁，是吉林省的一个官僚家庭里的公子，这难免使那些灰头土脸成为将帅的农民弟兄与他格格不入，也是老帅时代的红人，历任军法处处长、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由总理兼），易帜后，刚被gm政府委为黑龙江省省长。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东三省的铁路，由常任署长。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那时张学良确也不争气，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赵四小姐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