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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我什么也不想当。
好几次，我都想把这种想法告诉直子，我总觉得她对我的想法应该能有某种程度的理解才是。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着实有些诡异，彷佛被她传染了不知如何措词的毛病一样。
一到星期六晚上，我便坐在有电话的大厅椅子上等直子的电话。星期六晚上大夥儿几乎全出去玩了，大厅里比平日鲜有人走动，显得冷冷清清。我总是一边盯着飘浮在这静谧的空间里闪闪发光的光粒子，一边努力试着探索自己。我究竟在追求些什么？而人们究竟希望我给他们什么？但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答案。我对着飘浮在空中的光粒子伸出手去，却什么也碰不到。
我经常看书，但不是那种看了很多书的蛀书虫，我只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书多看几遍而已。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卡波特（译注：TrumanCapote，一九二四一九八四年，美国小说家）、阿普戴克（译注：JohnUpdike，一九三二年生，美国小说家）、费杰罗（译注：ScottFitzgerald，一八九六一九四Ο年，美国小说家）和钱德勒（译注：RaymondChandler，一八八八一九五九年，美国侦探小说家）等人，可是在班上或宿舍里，我却不曾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他们喜欢看的是高桥和巳、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或是一些现代法国作家的小说。和他们既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便只得一个人默默地看我的书了。我反覆地看，有时便闭上眼睛，嗅嗅书的香气。只要嗅到香气，碰到书，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十八岁那年，我最喜欢的书是阿普戴克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但读过几次之后，渐渐地觉得乏味起来，后来这个位子便给费杰罗的“华丽的盖兹比”占走了。
而“华丽的盖兹比”在那之后便一直高踞不下。心情好的时候，我会使书架上抽出“华丽的盖兹比”，随手翻开一页就读他一阵，可就从来不曾失望过。书里没有一页是乏味的。
我当时觉得这书实在好极了，便想要将它的好告诉大家。可惜我身边就是没有一个人看过这本书，就连想看的人都没有。因为时值一九六八年，在当时你若读史考特、费杰罗的作品，即使还不算是反动行为，也绝不会受到鼓励。
那时，我身边只有一个人看过“华丽的盖兹比”，我之所以和他熟稔起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届。我们住在同一栋宿舍里，本来只是点头之交而已。有一天我在餐厅的向阳处一边晒太阳，一边看“华丽的盖兹比”时，他突然在我身旁坐了下来，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是“华丽的盖兹比”。他又接着问好不好看。我说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每次重看便觉得越来越好看。
“看过三次「华丽的盖兹比」的人应该就可以和我作朋友了。”他喃喃说道。而后我们就成了朋友，那是十月的事。
永泽这个男人，你越是了解他，就越是觉得怪。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我曾和许许多多的怪人初遇、熟识，或是错身而过，却从未见过一个比他更怪的。他是个我万万赶不上的蛀书虫，但原则上他只读那些死后满三十年以上的作家的作品。“我只能信任那类的书。”他说。
“倒不是说我不信任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想浪费宝贵的时间，去读那些尚未经过岁月洗礼的东西。人生苦短哪！”
“你喜欢哪些作家呢？”我问道。
“巴尔札克、但丁、约瑟夫。康拉德、狄更斯。”他立刻答道。
“都不是现代作家嘛！”
“所以我才读呀！如果你和别人读一样的东西，你的想法就只能和别人一样而已。那会是个乡巴佬、俗物的世界。一个认真、严肃的人是不会做那种丢脸的事的。知道吗？渡边！
宿舍里稍稍认真一点儿的人就只有咱们两个了。其余的全是些垃圾。“
“你怎么知道？”我惊道。
“我当然知道罗！就像额头上盖了戳一样。一看就知道了。再说，咱们俩都在看「华丽的盖兹比」呀！”
我在心中计算着。“可是史考特，费杰罗死后也才过了二十八年而已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