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七年，王上举义荆楚，此间骤生此寺，有西方自谓极乐世界使者托梦于臣，使臣守此寺，待王上来。”又指象左一碑，曰：“此碑刊王上功绩八十件，王上每建一功，此碑上字不勒而自显，至于今日，已八十件。昨日使者又托梦于臣，谓今日王当来，俾臣以此告王，并言王上功满八十一，则可成佛。”王熟视其碑，自起义至于平西域，功满八十，遂穷心竭虑，屈指顾算，不能再得，乃笑而叹曰：“孤凡人耳，何敢玷污上佛伽蓝？”遂欲去，言方毕，石碑自动，上浮字曰：“功第八十一：辞佛不矜”，王大惊，少顷笑曰：“佛就孤业也，如此则孤功德圆满矣！”?
6.对于《东都世言》中涉及到有人信佛的记载也并不采纳（这段记载主人公又恰好是王平，按理说“素不信佛”的王平成功反驳了信佛者，但《王平别传》中又有相面者预言成功的记载，如果只录一者，显然有违史实；而两者皆录，却又反而证明了神怪现象存在，因此杨聆选择一概不录，也体现了其反神怪思想）
?二：王司空尝行于野（注曰：王司空者，王平也，《世言》之中，或以人终官名之，未必当时为司空），见有老妇趣走，司空问曰：“老母何急事？”对曰：“我家有儿生，往城外佛寺捐香火以祈福。”司空素不信佛，顾问其佐吏曰：“尔信佛乎？”佐吏对曰：“信也。”问曰：“尝施香火乎？”对曰：“然。”司空乃大笑曰：“彼若本不欲福尔，虽施香火何用？若贪此一二钱而改志，岂堪奉之？”?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总而言之，从《前秦书》中其他部分的史料取舍方面，也可以发现杨聆在进行史料取舍与历史编纂上，具有鲜明的“反神怪”思想。当然，杨聆编纂《前秦书》毕竟是为了反映东秦历史社会面貌，因此对于一些不得不编录的神怪现象也只能采用。如前文提到的高帝出生时的红光，作为秦朝臣子的杨聆，自然要为证明秦朝正统性而服务，而神化开国帝王的出生，是古代王朝自证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因此杨聆不得不记载了这一怪异现象；同时，尽管杨聆个人不认为神怪现象是存在的，但占星解梦者这一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杨聆在《前秦书?技贾类》中也记载了占星解梦者华格的事迹；此外，杨聆毕竟是受诏修史，要为秦朝政治需要服务，宣扬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其在《前秦书?史家志》文末的“史臣曰”中也运用了“天命论”这一唯心史观的内容来论证秦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无可厚非：
?而今上大圣皇帝承先皇遗业，践阼西京，君临寰宇，蒙续天命，若非皇秦气数未尽，焉能再兴邪？盖皇秦万世，宗庙永存，乃符运之所归，寔乾坤之降命矣！?
五、结语
综上所述，杨聆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反映了杨聆在历史编纂中的“反神怪”思想。尽管受制于客观环境与政治要求的限制，杨聆不得不记载了几处“神怪”现象，并用“天命论”来宣扬秦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但总体上看，杨聆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
最后，稍微说几句题外话。杨聆编纂《前秦书》，总体上以宏观叙事为主基调，对于街头巷尾的传说故事往往不予编录。这当然有利于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不妨碍《前秦书》是反映东秦历史社会面貌的最重要史料，但也会导致许多能够反映东秦历史社会微观与细节的记载缺失，好在《开皇四名将别传》《东都世言》（笔者注：前二种已经动笔开写，但目前还没有发布，预计几天后陆续发布）《伪赵志纂》《魏书》《陈实录》《吴书》（笔者注：后四种目前还没有开始动笔）等辅助文献得以保存，为研究东秦历史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史料。
1、?（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70《史家志》。
2—?（东秦）郜觉：《开皇四名将别传》卷2《王平别传》。
?—?《前秦书》卷24《王平传》。
?《前秦书》卷1上《高帝纪上》。
?《前秦书》卷20《李商国公世家》。
?《前秦书》卷55上《文学类上》。
?—?（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