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秦高帝这一请求,实际上是在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来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秦高帝这次行动,所率“本营军一万”,独立西向发展,很难不会引起郝应的提防,因此秦高帝选择以退为进,让任成与自己一同前往,一方面,任成是郝应的元老部下,使任成与自己一起,可以打消郝应的疑虑;另一方面,任成又与秦高帝关系亲密,不至于出现纷争掣肘的局面。因此,在秦高帝独立的关键事件——入蜀上,任成通过自己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秦高帝成功夺取“巴地”,并放弃取道上庸以进攻中原,而选择继续西进夺取蜀地时,却将任成留在了上庸:
?八年秋,帝入巴蜀,求成偕行,成遂与共西乡,先锋破房陵,取上庸,帝乃留成于上庸,使北备梁。5
秦高帝的这一举动,与此前向郝应请求与任成一同西进一样,都是在利用任成的特殊身份,发挥其政治作用:首先,秦高帝既然已经决定夺得蜀地以自立,自然不希望身边有任成这样与自身威望相当,具有一定独立力量,且与其他势力关系密切的人留在自己身边,因为这无疑会导致内部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秦高帝必须使任成远离,西秦都云令在注解《前秦书》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秦高帝)遂委兵一万于任成,使声助于郝应(注曰:时任成虽与帝有旧,非帝内臣也)。6
其次,秦高帝虽然已经事实上宣告独立,但在表面上仍然隶属于郝应,秦高帝在自身根基未稳之时,自然也不希望与郝应过早地出现争斗,因此,秦高帝选择将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的任成,留在处于秦高帝和郝应势力之间的上庸地区,无疑发挥了一种缓冲作用;最后,上庸作为巴蜀的西北门户,自然需要看守,与其分割自己的力量,不如就势使任成留守,“北备梁”。总之,秦高帝在分析当时的局势后,第二次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实现了自身的需求,而任成也再次通过自己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在秦高帝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秦魏之间:秦高帝独立后的任成
梁废帝崇宁十年,郝应和秦高帝相继称王,随着郝应的一句“何言为我取川蜀?受之诈也”7,二人终于正式地成为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势力。而任成作为与双方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中间人士”,其在两者之间的向背,无疑会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证明,任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两者抛出的橄榄枝中作出了抉择:
?十年正月,郝应称魏王,拜成兖州牧,爵韩国公。二月,帝称秦王,拜成为右将军、兖州牧、韩国公。成得拜,不知何从,遂问以司马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云,与二王皆称臣,且和之,但受兖州牧,不称韩公,以上庸、房陵、武当、筑阳、山都五县为兖州境,惟守土养民而已。8
?时任成亦得郝应官爵,不知何从,问于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9
任成最终采用了幕僚左玄的建议,主动地利用了自身的“中间人士”这一特殊身份,选择“静待以时变”,“惟守土养民而已”。此时的秦魏双方,无疑都将战略重点放在北方的梁朝身上,也不希望与对方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较量,因此,任成这一政策最终得到了成功践行,任成主动利用自己作为秦魏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士”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发挥了缓冲调和作用。
随后,面对秦高帝的进一步拉拢,在左玄的建议下,任成最终还是选择偏向了秦高帝:
?开阳元年帝出关东乡,拔弘农。书与任成,使自上庸北出。成得书,不能决,复问于左玄:“今何于二帝?”(注曰:二帝者,谓帝与郝应,上庸于荆益之间也)左玄曰:“夫荆襄可与关中比险乎?”成曰:“非可比也。”又曰:“魏帝可与秦帝、管恒比智乎?”成曰:“非可比也。”曰:“将军当自为也。”成会其意,乃拜曰:“受教先生。”奉表于帝,帅上庸军二万乡渑池,与帝共平河南。10
?高帝东乡出关,书与任成,使自上庸北出。成得书,不能决,又问于左玄:“今何于二帝?”左玄曰:“夫荆襄可与关中比险乎?”成曰:“非也。”又曰:“魏帝可与秦帝、管恒比智乎?”成曰:“非也。”曰:“将军自为也。”成乃拜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