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孝行，守坟，有兽来犯，恩不去，兽竟不害之而走，人以为孝感所至。开阳八年，举孝廉，为本县典库。累迁高唐令，以政绩第一，征为司空主簿。后高帝以太子为国本，宜选德行辅游，以恩既以孝着，为人刚介不回，遂擢拜太子中庶子，事太子于东宫。太子讨鲜卑，恩从之。太子折戟，恩为鲜卑所禽，鲜卑欲降之，恩曰：“我是皇朝国本之僚友，储贰之佐吏，岂有翻事贼虏之理？”竟不食而死。
……
初，太子久在春宫，未尝历经戎马，然以鲜卑余烬，王师摧之必若探囊，故特易此战……于是全军溃北，死者十五六，尸骨填壑，涌血盈山，太子中庶子薛安、太子中舍人赵拓皆死之，豫州牧韩丰、太子中庶子匡恩为鲜卑所得，太子赖其卫卒，仅而得免。[（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按张乐所言，匡恩的籍贯，离石本《开昌实录》“平原”作“五原”，张乐已述离石本之讹，参（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下。]
结合《开昌实录》的记载，我们对匡恩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匡恩为平原般县人，年少丧父，性纯孝，历官般县典库、高唐令、司空主簿、太子中庶子等，曾为秦高帝废太子秦序出谋划策，最后在秦序北征的战役中被俘而死。
二、史识的进步与史观的倒退：史学史视角下的《续梁纪》
《续梁纪》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匡恩的唯一传世作品，其不仅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梁晚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能够反映梁秦史学史发展情况的一部重要的史书。《续梁纪》在前四卷的每一卷末尾，事实上也是每位皇帝去世之后，就会有相关的论述，匡恩的用词是“论曰”。通过对“论曰”中内容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匡恩作为一名生活在梁秦之际的士人的史识与史观，从而从中观察梁秦史学史的历史面貌。
梁秦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显然是盛梁时期的常湛所作的《旧梁书》。常湛在《旧梁书》中往往通过“呜呼”来表达其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并表达自己的思考与观点。相较而言，常湛的“呜呼”不只局限于对帝王等重要历史人物得失的思考，其还涉及到对许多非帝王的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思考，同时，常湛往往引经据典，借经典中的文字来表达其对历史的思考与观点。[关于《旧梁书》的“呜呼”，笔者拟另行撰文讨论。]如果将常湛的“呜呼”视为史论的话，常湛的史论无疑是比较有思辨性的，其能在认识和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产生对历史的思考，表达对历史的观点，其显然透过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更进一步地形成了自身的历史观。
常湛能够在《旧梁书》的史论中展示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与深入思考，除了常湛个人的能力与史识之外，还与梁朝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有着密切的联系。梁朝史学史发展到盛梁以后时期，时人对史书的史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史家对于历史的思考，更加强调史书的思辨性。
（光泰三年）四月，诏三河知府臣常湛权兼衡室督司，编修国朝史事。世祖之将修史，难其人，尚书台令召素首荐奉常李淑曰：“奉常李淑，博学知理，闲练故事，可以承其任。”世祖曰：“李淑虽曰博学，而阙明达，使录事尚可，若责之以评断衡量，谅非佳笔，卿为我再择一人。”素又荐司徒长史宣延曰：“长史宣延，通览文史，能评善辩，可以承其任。”世祖曰：“宣延虽曰能评，而性屈柔，使评往代之事尚可，若使评断国朝，恐未必敢于直笔。”素遂解帝意，荐三河知府常湛曰：“知府常湛，性豁达而直介，行事多不惧威，或可任此。”世祖曰：“湛虽博学不如李淑，能评不如宣延，然其向来敢言，必能直笔。圣人云：‘王者有典，录直而劝。’其人可得之矣！”遂诏湛权兼衡室督司以修史。[（梁）魏斯：《盛梁纪》卷1，（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世祖宣皇帝光泰三年四月。]
虽然梁世祖对常湛的评价有“博学不如李淑，能评不如宣延”，似乎常湛并不是当时最擅长史论的人选，但从梁世祖拒绝召素推荐李淑时说“李淑虽曰博学，而阙明达，使录事尚可，若责之以评断衡量，谅非佳笔，卿为我再择一人”可知，梁世祖比较重视史书中的评论。不仅梁世祖，梁朝后期的时人亦十分重视史论：
昔梁世祖尝敕三河知府常湛作《梁典》，叙太祖龙兴至于世祖重光；梁明宗曾使御史大夫邓慈修《续梁典》，录世祖中兴至于中祖再振。而《梁典》辞雅而实录，《续梁典》言拙而曲笔，以是《梁典》为后人所重，《续梁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