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来者所轻。而梁明宗景熙年间，御史中郎魏斯尝私撰《盛梁纪》，叙世祖、威宗、灵帝、昭宗、中祖五帝事，其秉笔直书，词雅论美，遂流传于坊间，渐代《续梁典》，至今朝野士人，多有其本，臣亦数阅其文，颇喜而善之。[（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
由上可知，“词雅论美”，是《盛梁纪》得以在坊间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足见梁人对史论的重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秦初的匡恩进一步推进着史论的发展。综观《续梁纪》的四段“论曰”，除了《废帝》一卷最后的“论曰”显然是在为秦朝做美化之事外，其他三篇“论曰”都在对相关皇帝进行评价之后，都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往往是关系到上层统治的重要问题，而匡恩也往往能够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并进而阐述自己的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观点与主张。如在《续梁纪》第一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悼帝为何不能发扬光大梁中祖的事业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梁悼帝在身为太子之时缺乏功名有重要的关系，最后通过对梁中祖“未尝树功名于少阳”的批评和发出“人谓太子为国本，其岂夸喻邪”的感叹，表明其主张应该重视太子培养。[（东秦）匡恩：《续梁纪》卷1，（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6，“论曰”。]又如《续梁纪》第二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蜀、凉二王何以反叛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二王的权力过大有关，从而主张君主分封诸侯应该“虑防其逆意，不合使之专方云”。[（东秦）匡恩：《续梁纪》卷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7，“论曰”。]再如《续梁纪》第三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为何明宗刚刚去世，洛阳宫廷中就发生了激烈斗争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明宗没有确立太子有关，从而主张应该重视太子的安稳。[（东秦）匡恩：《续梁纪》卷3，（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8，“论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匡恩也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辨性评论与分析，匡恩的史识水平也在其史论中的思考之中得到了反映。并且，对比《盛梁纪》和《续梁纪》，我们明显能够看到《续梁纪》的史论更加抽象化与思辨化。《盛梁纪》的史论共五段，其在第四卷、第六卷和第九卷中分别对梁世祖、梁威宗、梁灵帝进行了评论，但其内容基本只是对三位皇帝的功过进行评判，并未涉及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进一步思考。[（梁）魏斯：《盛梁纪》卷4，（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4，“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6，（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6，“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9，（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9，“论曰”。]在第十二卷和第十五卷的史评中，魏斯虽然分别对梁昭宗被称为“常败天子”、梁中祖被称为“寡情皇帝”而最终仍能建立功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梁）魏斯：《盛梁纪》卷1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2，“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1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5，“论曰”。]但明显可以看到，魏斯的思考仍然是针对梁昭宗与梁中祖两位皇帝本身，其分析仅仅侧重于探讨两位皇帝何以能够建立功业，并没有从其思考与分析之中抽象出一些像匡恩那样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如应该重视培养太子、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等）。综上，相较于魏斯在《盛梁纪》中的史论，匡恩在《续梁纪》中的史论更加抽象化与思辨化，在这一方面，《续梁纪》明显有比拟《旧梁书》的水平。因此，如果从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认识与思考的角度来看，《续梁纪》相关史论的史识相对而言是比较出色的，匡恩的史论在史识方面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与史识的进步相反的是，相较于《盛梁纪》，匡恩的史观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倒退。在前面，我们提到匡恩的四段“论曰”，前三段都表达了其对一些相关重要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并且这些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抽象化和思辨化，但匡恩的第四段即第四卷的“论曰”，却只就相关问题表达了观点，没有相关的主张，其观点也没有什么抽象化和思辨化的色彩在其中。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梁末乱世最后是由秦高帝终结的，匡恩的回答非常谄媚：“盖符历归秦，天时此眷；雍益富强，地利在我，加之以今上禀雄略而怀仁德，士民乐从，贤俊期效，人和亦其所有，故而终为天下之主，其诚有以也！”[（东秦）匡恩：《续梁纪》卷4，（东秦）匡恩编理：《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