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帝太子序遂忌之，数阴使人罗其愆尤，间诸高帝，高帝明察，未尝以为然。今上亦知兄弟势不能相容，尝与贵妃杨氏曰：“父皇万岁今在，当无如何，一旦万岁不讳，太子必有所图，届时我焉能坐以待毙邪？”且托以边关事密，与高帝相约：凡高帝与今上诏敕，并改“奉天皇帝”之皇字“白”下“王”为“土”，以别真伪。开阳十九年春，今上摧破鲜卑，追北大漠。太子遂使人诬今上以私藏鲜卑单于法器，高帝知其事，曰……而太子益惧，日夜惶恐，其中庶子匡恩遂建言曰：“狼王之所以能窥贰离，以有沙场之声威，殿下若亦建勋于方面，则复以长子之尊，必能绝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鲜卑，索虏势等余烬，此天赐良机，殿下何不乘此难逢，抚军御戎，旌旗北讨，何异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凯旋，海内必无异望，岂不美哉？”太子遂以为然，属十九年……出卢龙塞东趣白衣鲜卑地。[（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
这些记载虽然可能更多的在开阳十八年或十九年，在开阳十七年之后，但时间相去不久，开阳十八、十九年时秦序与秦太宗之矛盾已经如此激烈，亦可想见开阳十七年时秦序与秦太宗之间应亦有矛盾存在。秦序的太子位置并不稳定，秦序与秦太宗之间存在对储君位置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秦序东宫属官的匡恩，自然要为秦序的利益而服务，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匡恩在《续梁纪》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我们可以看到，匡恩在三段“论曰”中的主张在秦初的时代现实之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现实情况。
如匡恩主张应该重视对太子的培养，这和秦初之时太子秦序“久在宫掖，不有寸功”[（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的情况可谓密切相关，此后匡恩更是亲自向秦序建议：“狼王之所以能窥贰离，以有沙场之声威，殿下若亦建勋于方面，则复以长子之尊，必能绝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鲜卑，索虏势等余烬，此天赐良机，殿下何不乘此难逢，抚军御戎，旌旗北讨，何异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凯旋，海内必无异望，岂不美哉？”[（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由此可见，匡恩对秦序缺乏功业而导致太子位置不稳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秦序太子位置的稳定，他主张应该重视对太子的培养。
又如匡恩主张应该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这和秦初时为小狼王的秦太宗掌控并州军政大权有密切的关系。匡恩指出：
夫太祖、中宗之封藩，虽使王就国，而齐王之外，大率不膺方镇之职。然其重镇诸将，不必奉教令于藩王，诸王在藩，无事则亦不关所在军政，故当承平之时，藩宗以一己之力，难启邪计；属扰乱之秋，王、将协名实之洽，遂建义旗。以是悼帝而前，诸王谋乱者寡，而讨贼者多焉。而悼帝之使蜀、凉二王就国，临行特嘱其守厥封邦，关白所在，又许苹、聂巡，亦悼帝所故择，使其镇卫方岳，而语其必遵从二王，于是二王思反，两将咸从，遂连凶期年，扰乱西州。以是知人主之南面而君天下，思保皇家万世之庆，固宜树封四海，以为藩屏，然亦宜虑防其逆意，不合使之专方云。[（东秦）匡恩：《续梁纪》卷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7，“论曰”。]
匡恩认为蜀、凉二王之所以能够反叛，是因为悼帝给予蜀、凉二王在封地的权力较大，能够“关白所在”，且当地守将受悼帝委托，“必遵从二王”，因而认为君主对诸侯王进行分封时，“不合使之专方”。而考察开阳年间秦太宗在并州的情况，无疑与匡恩指出的蜀、凉二王的问题相符合，也与匡恩所反对的“专方”情况相符合：
十五年春，以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太宗在太原，修整武备，挑选果勇，培植良马，冶铸兵器，拣精锐七千二百人，分为九阵，每阵八百，日夜操练，遂为天下精兵，号曰“八百阎罗”。太宗自领中阵，部将陈瑞、公孙禾、何超、胡珍、马境、费徐、姜萃、佯登，凡八人，各领一阵。[（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
天下既清，高帝以并州环抱山河，四塞之地，进则御胡虏于沙漠，扞中原之谧然；退则守京师之北藩，作金銮之屏障，故而以为若使异姓居之，恐生风尘之变，遂留今上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
由上可知，当时秦太宗在并州既有行政权（并州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