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漫步在西长安街上，不经意间被一家画廊的灯光吸引。隔着一尘不染的玻璃橱窗，他看见徐悲鸿的《愚公移山》正安静地挂在墙上。画中的人物肌肉虬结，神情坚毅，仿佛下一秒就要挥动铁锹向山峦发起进攻。这幅充满力量感的画作让他不禁想起了两千多年前，数十万民工在荒原上修筑长城的场景。
拐过几条胡同，林云终于回到了他租住的四合院。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他摸黑走进自己的房间，摸出火柴点燃了桌上的煤油灯。温暖的光线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他轻轻打开棕色皮面的日记本，崭新的纸张在灯光下泛着微光。蘸了蘸墨水，他一笔一划地写道：“今日所见，使我想起两千年前的变革。”停顿片刻，又补充道：“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思想的觉醒，是灵魂的革命。”钢笔划过纸张，字迹清晰有力，仿佛要将今天的所见所感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写到深夜，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回荡在寂静的房间里。字迹清秀有力，记录下这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他才合上日记本，稍事休息。
第二天一早，林云便急匆匆赶往北京图书馆。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墨香夹杂着新书的气息扑面而来。宽敞的阅览室里，十几张红木长桌整齐排列，几名身着长衫的学者已经在座位上专心研读。
他缓步走过书架，目光扫过一排排崭新的学术着作。这些书籍有的是从日本、欧美引进的译本，有的则是国内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语言文字”区域，他看到几位年轻人正在研究章太炎编撰的《新式标点符号说明》，铅笔在纸上勾勾画画，时而低声讨论。
隔壁的圆桌旁，三位戴着金丝眼镜的教授正热切地探讨着如何将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他们谈到考古发掘、文献考证、年代学等专业术语，不时翻阅手边的参考资料。
林云最终在靠窗的角落找到一个安静的位置。阳光透过雕花木窗洒在桌面上，他轻轻取出一本装帧考究的《新史学》，这是梁启超最新出版的力作。书页微黄，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他小心翻开扉页，目光随着一行行铅字深入，不时用铅笔在空白处做些批注。
正当林云专注阅读时，隔壁书桌突然爆发一场激烈争论。一位穿着灰色长衫、留着山羊胡的中年学者猛地合上手中的书籍，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文言文承载着两千年的文化积淀，字字珠玑，句句精妙。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瑰宝，岂能说废就废？”
他对面的青年学者推了推金丝眼镜，不慌不忙地从书包里抽出一份《新青年》杂志，指着其中的文章反驳道：“您且看看这篇白话文章，通俗易懂，老百姓都能读懂。文字的根本目的不就是传达思想吗？”
周围的读者纷纷侧目，有人摇头，有人点头。一位戴着瓷白色方巾的老者站起身，试图调停：“二位何不各自写一篇文章，让大家评判？”
争论声此起彼伏，在宁静的图书馆里格外刺耳。图书管理员踱步过来，轻声提醒他们保持安静。两位争论者这才压低声音，但依然在激烈地比划着，案头的书籍被翻得哗哗作响。
林云望着这一幕，不禁回想起在历史典籍中读到的秦朝统一文字时的情景。当年李斯推行小篆，废除六国文字，必定也经历过类似的争议。他摩挲着桌上的《新史学》，心想任何变革都像一把双刃剑，既要突破旧的藩篱，又要平衡各方诉求。这场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恐怕才刚刚开始。
傍晚时分，林云步入灯火通明的音乐厅。红木地板上铺着厚重的波斯地毯，水晶吊灯在头顶闪烁。舞台上，西洋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们正在调试乐器，小提琴手拉动琴弦，发出悦耳的音符。
在舞台的另一侧，身着长衫的国乐演奏家们摆放着二胡、琵琶和古筝。一位老者正轻抚着千年古琴，指尖掠过琴弦，发出空灵的余音。
音乐会开始，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与《高山流水》交织在一起。西方的宏大激昂与东方的婉转含蓄相互呼应，时而此起彼伏，时而浑然一体。小提琴与二胡的二重奏尤为动人，两种不同的音色在空中交织，仿佛诉说着两个文明的对话。
演出结束时，整个音乐厅掌声雷动。林云随着人流走出大门，抬头望见满天繁星。街道两旁，煤气路灯与传统红灯笼并列，将石板路面照得忽明忽暗。远处的洋楼与古老庙宇的剪影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勾勒出这座城市独特的轮廓。
林云站在音乐厅的台阶上，夜风轻拂他的衣角。他从怀中掏出随身携带的牛皮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