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应酬世务的工具。这是将圣人辅佐天地教化培育之大道，作为自己博取名利之小技。
其诬蔑圣人，悖逆天地也至矣。由是读书之人，心不知书义，而身不行书道。其作文也，则发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直使一丝不漏。而考其居心行事，则绝无此等气分。直同优人演剧，苦乐悲欢，做得逼真，实则毫与自己不相干涉也。
这是诬蔑圣人，悖逆天地已到了极点。由此，读书之人，心中不知道书中的真义，而自身不实行书中所说的道理。他所作的文章，发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简直达到了一丝不漏的程度。而考察他的存心行事，就绝对没有这些气分。简直就是演员排演剧目，苦乐悲欢，演得很逼真，实际丝毫与自己不相干。
此弊一肇，渐至变本加厉。于是有天姿者，习为狂妄，耻循尧舜周孔之迹，而欲驾而上之。竟至废弃圣经，竞作新书。
这个弊端一开，愈演愈烈。于是有天姿的人，逐渐狂妄，耻于遵循尧、舜、周公、孔子的行迹，而想要凌驾圣人之上。竟然导致废弃圣人经典，竞相着作新书。
邪说一起，群相附和。遂致一班恶劣小人，欲逞自己劫掠奸淫之心，汲汲然提倡废经废伦，而欲实行之。唯恐斯民之不与禽兽相同，而纲常伦理之有碍于己也。致令天灾人祸，相继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譬如夜行废烛，海行废舟，欲不陨越沉溺，其可得乎。
邪说一生起，大家都来附和。于是致使一班恶劣的小人，想要满足自己劫掠奸淫的心，急切地提倡共妻共产，而想要去实行。唯恐百姓不与禽兽相同，而认为纲常伦理是阻碍自己。致使天灾人祸，相继发生。国运危急，民不聊生。譬如夜晚行走，丢弃蜡烛，海上航行，抛弃舟船，想要不堕坑沉海，可能吗？
施子肇曾，惧斯道之灭没也。乃与二三同志，特立国学专修馆。聚有志斯道者，俾其专精研究，身体力行，冀其有得，而广传焉。
施肇曾居士，畏惧儒学圣道的没灭。与二三位共同志向的人，特别建立国学专修馆。聚集有志向于儒道之人，使得大家专精研究，身体力行，希望有所得，而广泛传播。
唐子文治，十余年来，殚精斯道。搜集十三经善本，择其注之简当者，汇而集之。而复一一抉其微言，标其大义，附于诸经之后，其用心可谓诚且挚矣。
唐文治居士，十多年来，竭尽精思在儒学之道。搜集十三经的善本，选择注解之中简便得当的，汇集成册。而又一一揭示其中精深微妙的言词，标出其中的大纲要义，附于诸经之后，他的用心可说是很诚挚啊！
施子遂即刻之，以期布之学宫，俾各读诵而修习焉。刻既成，己与唐子各为序，述其所以。又令予序。予惟十三经之在世，如日月之丽天，有目皆睹。何待粥饭庸僧，特为标指乎哉。
施肇曾于是刻印出来，希望流布到学校，使得大家都来读诵修习。刻印完成，他与唐文治，各自写了序，叙述缘由。又请我写序。我想，十三经在世间，如同日月在天，有目皆睹。何必要我这个只会吃饭的平庸僧人，特地来加以标举指明呢？
虽然，道固无二，仁智见殊。不妨以己之所见，为诸仁智者告。亦未必非穷经希圣之一助也。窃谓十三经所发明之道，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
但是，固然大道唯一，无二无别，而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不妨以自己所见，为诸位仁者、智者相告。也未必不是穷究经典，效法圣人的一个帮助。我认为，十三经所阐发显明的道理，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阐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要，唯大学则次第言之，而曲尽其致。中庸论语孟子，俱皆发挥此义，但不次第循序而说耳。是知四书者，乃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之注疏，而俾其道大明。
阐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旨，唯在《大学》中次第说到了，并婉转深入地将其中的道理表达出来。《中庸》、《论语》、《孟子》，全都是发挥这个义旨，只是没有次第循序而说罢了。所以知道《四书》，就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的注疏，而使得其中的道理大大彰明。
孝经，乃推其实行之效。春秋三传，乃示其遵违得失之证验也。由是而吾人之本心，群圣之薪传，俱得大明，以之继往圣而开来学。
《孝经》，是推究这些义理的实践效果。《春秋左传》等三传，这是显示对于这些义理遵守与乖违、得到与失去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