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光绪十七年，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思潮激烈碰撞、内忧外患交加的艰难时期。西方列强的侵略让国家主权不断丧失，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如沉重枷锁，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巨额赔款、通商口岸的被迫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愈发凋敝，传统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在洋货冲击下摇摇欲坠。洋务运动虽已开展多年，可在封建体制的重重桎梏下，其成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然而，也正是在这与西方频繁接触的过程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开始逐渐传入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醒，认识到仅靠学习西方的器物远远不够，还需启迪民智，从思想层面进行变革，于是近代思想启蒙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萌动，进步知识分子们通过创办报刊、开设学堂、翻译西方书籍等方式，努力传播民主、科学等先进思想，试图打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为国家找寻新的出路，只是这一过程面临着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前行之路布满荆棘。
《光绪朝思想启蒙纪要》记载：“十七年，国中思想启蒙渐起，有识之士设报馆，编书刊，译西书，开民智，倡民主、科学之思想，以破封建之桎梏，然守旧者众，每有举措，常遭非议，推行维艰，然志士之心，未曾稍懈也。”从这段文献资料中能清晰看出，在这一年思想启蒙虽已渐渐兴起，那些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积极开设报馆，编写各类书刊，翻译西方的书籍，一心想要开启民众的智慧，倡导民主与科学思想，以此来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但无奈守旧的人太多了，他们思想僵化，秉持着传统观念，只要进步人士有新的举措，往往就会遭到这些人的非议和反对，导致这些思想启蒙的行动推行起来十分艰难。不过，即便如此，那些怀揣着改变国家命运理想的志士们，依旧没有丝毫懈怠，仍旧在艰难中奋勇前行。
阿才，是个性格温和且颇具耐心的年轻人，他做事总是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哪怕遇到再棘手的事儿，也能沉得住气，一点点去想办法解决。他为人忠厚老实，身边的人都觉得他靠谱，愿意和他打交道。阿才在一家书局里当伙计，平日里的工作就是帮忙整理书籍、招呼客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也渐渐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常会在闲暇时间翻阅那些书本，汲取知识的养分。
这一年，书局里来了一位常客，是个戴着眼镜、穿着长衫，看着颇有学识的先生。这位先生每次来都会挑选一些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书籍，阿才觉得好奇，便主动和他攀谈起来。一聊才知道，这位先生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正参与着一些思想启蒙的活动，他觉得只有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西方先进的思想，咱们国家才能真正摆脱困境，走向富强。阿才听了他的话，心里深受触动，觉得自己之前虽然也看书，可都是囫囵吞枣，没怎么深入思考过这些事儿，现在听这位先生一说，好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对外面的世界和新思想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从那以后，阿才只要一有空，就会找这位先生聊天，向他请教关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各种问题。先生见阿才如此好学，也很乐意给他讲解，给他讲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怎么回事，科学知识又是如何改变人们生活的，还给他介绍了一些国外的历史故事，阿才听得津津有味，越发觉得这些新知识太有意思了，也越发意识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性。
有一回，先生邀请阿才去参加一个小型的读书分享会，说是会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讨论一些新的思想观点，交流读书心得。阿才欣然答应了，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聚会的地方。那是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大家都带着自己最近读的书，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神情。阿才刚坐下，就听到大家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有人分享着自己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感悟，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让他深刻认识到咱们国家如果不赶紧变革图强，就会在这世界的竞争中被淘汰；有人则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念，觉得咱们应该摒弃传统的那种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阿才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觉得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像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思考。不过，他也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些新思想，有个年纪稍大些的人站起来，皱着眉头说道：“你们这些都是崇洋媚外的想法，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什么民主、科学，那都是洋人的玩意儿，学了只会坏了咱们的根基。”顿时，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起来，大家纷纷和他争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阿才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