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亲自出题策问，看着堂下那一个个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心中满是对未来能臣的期许。
苏瑾拿到策问题目后，先是细细思索一番，然后结合自己所学以及平日里对国家大事的思考，奋笔疾书，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对时事的见解一一写了下来，那文章写得条理清晰，言辞恳切，满是为朝廷、为百姓着想的心意。
待殿试结束，朕与大臣们一同审阅答卷，最终评定出了一甲、二甲、三甲的名次。苏瑾凭借着出色的表现，高中二甲，赐进士出身，那一刻，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只觉自己的辛苦付出都有了回报，心中暗暗发誓，定要在这仕途上勤勉为官，为大明的江山社稷鞠躬尽瘁。
随着这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善与实施，整个大明的士林风气也为之一变。学子们更加注重真才实学，平日里不再只是死记硬背经书，而是积极关注时事，探讨治国理政之策，那各地的学馆里，学术氛围愈发浓厚，争论之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在民间，百姓们对科举也越发重视，家中若有子弟读书，那都是全力支持，盼着能出个进士，光宗耀祖。而且这科举选拔出的人才，进入官场后，也确实为地方治理、朝廷决策等诸多方面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思路，让这大明的天下，朝着更加繁荣昌盛的方向发展。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人才选拔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情况，且与1384年科举取士制度完善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人才选拔主要依赖于贵族的世袭以及教会的举荐。贵族子弟凭借着家族的地位与财富，往往能轻易地进入宫廷或者地方担任官职，享受着特权与荣耀。而教会则会举荐那些在神学、教义等方面有一定造诣的教士，参与到一些宗教事务或者与教会相关的世俗管理中。与大明通过科举这种面向广大平民、以学识才能为主要考核标准的选拔制度不同，英国更侧重于出身与宗教背景的人才任用，体现出不同国家社会结构与人才选拔机制的差异，英国重贵族世袭及教会举荐下的人才任用，大明则重学识才能考核下的科举取士。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其官员的选拔一方面有着浓厚的贵族血统因素，贵族家庭的后代在政治领域有着天然的优势，能够获得众多晋升机会；另一方面，国王也会从一些有学识的市民阶层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中挑选人才，不过这种挑选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考核程序，多是凭借国王的个人喜好或者大臣们的推荐。相较于大明完善的科举取士制度，有着明确的考试层级、规范的考核内容以及公平公正的选拔流程，法国的人才选拔显得较为随意和复杂，体现出不同国家治理理念与人才选拔规范程度的差异，法国重多元因素影响下的相对随意选拔，大明则重统一制度规范下的科举取士。
在奥斯曼帝国，其疆域辽阔，人才选拔有着浓厚的宗教和民族色彩。在宗教方面，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在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他们通过对宗教经典的学习与传承，参与到宗教事务管理以及部分世俗事务的决策中。在民族层面，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多从突厥等主体民族中选拔官员，依据家族背景、军事才能以及对帝国的忠诚度等因素来考量。与大明科举取士不论出身、只看学识才能的公平性不同，奥斯曼帝国更侧重于宗教与民族因素的综合考量，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人才选拔侧重的差异，奥斯曼重宗教民族因素综合考量下的人才选拔，大明则重学识才能主导下的科举取士。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人才选拔主要围绕着商业活动展开。商业家族会培养自己的子弟，让他们学习航海、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凭借着家族的影响力以及个人在商业领域的能力，参与到城邦的商业管理、海外贸易等事务中。同时，威尼斯也会从一些有经验的商人或者航海家中选拔人才，充实到相关的岗位上，以保障城邦的商业繁荣。与大明通过科举选拔出的人才主要服务于朝廷的行政管理、治国理政不同，威尼斯更侧重于商业能力导向的人才任用，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人才选拔重点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能力考量下的人才选拔，大明则重综合政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