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去告状，可账册被做了手脚，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那大人听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道：“此事我会再派人仔细调查，若是真有人克扣工钱，定不轻饶，你们先散了吧，都回去干活，莫要再闹事了。”
见那大人说得诚恳，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便慢慢散去，各自回到了工地干活，心里都盼着这次能真的讨回公道。
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这次终于查清楚了真相，原来李监工和那几个官员勾结在一起，确实克扣了大量的工钱，中饱私囊。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也终于拿回了被克扣的工钱，大家都高兴不已，觉得这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大规模工程建设以及工钱支付等方面的情况，且与大明1417年大规模营建北京工程克扣工钱这一经历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也时常有城堡、教堂等大型建筑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多是由领主或教会发起，雇佣当地的工匠和劳工来进行修建。工钱的支付往往是根据工程进度和事先约定好的标准来进行，不过由于当时社会阶层分明，工匠和劳工处于底层，话语权较弱，有时也会出现领主或教会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工钱或者降低工钱标准的情况，但相对来说，因为工程规模和参与人数没有大明营建北京这般浩大，克扣工钱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且英国的工匠们会通过行会等组织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体现出不同社会结构下工程建设中工钱问题的差异，英国靠行会抗争，大明则靠集体罢工。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在进行城市建设、宫殿修建等大型工程时，同样面临着工钱支付的问题。法国的工程多由王室、贵族主导，他们雇佣大量的工人，工钱的发放有时会受到财政状况、贵族间利益纷争等因素影响。比如当王室财政紧张时，就可能会拖欠工钱，或者贵族为了节省开支，私自降低工钱数额，工人们对此虽有怨言，但由于害怕失去工作以及受到贵族的权势压迫，往往只能默默忍受，这和大明在营建北京工程中工人起初的无奈处境相似，不过法国工人缺乏像大明工人那样团结起来抗争的勇气，体现出不同政治氛围下工人面对工钱克扣时的态度差异，法国工人多忍受，大明工人敢抗争。
在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其在修建都城伊斯坦布尔的诸多宏伟建筑以及大型防御工事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工钱支付方面，奥斯曼帝国有着一套自己的体系，会根据工人的技能、劳动量等因素来确定工钱，同时，由于宗教等因素影响，对于工人权益也有一定的保障规定。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工程庞大复杂，监管存在漏洞，一些地方官员或者包工头还是会克扣工钱，中饱私囊。与大明不同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工人多来自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差异使得他们较难团结起来抗争，往往只能向宗教机构或者地方长官申诉，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下工程建设中工钱问题的解决途径差异，奥斯曼靠宗教申诉，大明则靠集体维权。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在进行港口建设、市政建筑等工程时，工钱支付相对较为规范。因为威尼斯的工程多由富商、行会等出资并监管，他们注重商业信誉和城邦的稳定发展，希望通过按时支付合理工钱来吸引优秀的工匠和工人，以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个别包工头为了私利克扣工钱的情况，此时工人会向行会或者城邦的管理机构反映，通常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这和大明在营建北京工程中历经波折才解决工钱问题不同，威尼斯解决途径更顺畅，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下工程建设中工钱问题处理效率的差异，威尼斯较顺畅，大明则较波折。
在阿拉伯地区，各个部落和城市进行一些大型建筑工程，如清真寺、城堡等建设时，工钱支付情况较为多样。有的部落是按照传统的习俗，以实物或者货币的形式支付工钱，且支付较为及时，因为部落内部注重人情关系和口碑。但在一些城市中，由于权力分散，工程可能被多个势力把控，工钱就容易出现克扣、拖欠的情况，工人往往会联合起来找当地有威望的长者或者宗教领袖来帮忙协调，这与大明工人通过罢工等方式向官方施压不同，阿拉伯靠民间协调，大明则靠官方介入，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工程建设中工钱问题的协调方式差异。
在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