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熊槐想的是就此取消邔君与鄢陵君的封地，后来一想这么做有点不太厚道，这还倒是其次，主要他还是怕引起其他封君的恐慌与怨恨。是以，他决定暂时还是要在他和封君之间留有一些余地。
熊槐到灾民安置点巡视了一天，安抚了茫然不知所措的民众。与其说安抚民众，不如说是安抚了其所依附的贵族。
对于依附于贵族的庶民与奴隶来说，楚王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决定他们生死的是其依附的贵族。是以，当他们看到自己依附的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贵族伏地向楚王行礼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楚王可以决定贵族的生死。
不过，熊槐的安抚也让一些庶民眼中有了光亮。
两日后，雨终于停了，久违的太阳又开始炙烤大地，考验墨者与医士的时候也到了。留昭阳继续主持南阳郡的灾后重建，熊槐回到了郢都。
虽然人回来了，但他心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许多人宁愿成为贵族的附属、宁愿逃籍，也不愿登记户籍，成为自由民？
伴随着郡县制的推行，楚国也实行了授田制，按丁分配田地。从道理上来说庶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应该脱离对贵族的依赖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依然有许多人主动或被动依附于贵族。
熊槐之所以并没有当场指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意识到，恐怕不止这三城，在整个楚国，这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熊槐知道，庶民们也不是傻子，但凡有办法，没有人选择成为贵族的附属，失去人身自由。
乱世人不如狗。身处乱世，贵族因为有一定的权势，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免于伤害。依附于贵族的隶农，可以在战乱或社会动荡时得到保护，而自由的庶民可能会更容易成为劫掠或压迫的目标。
土地是庶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在战乱或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庶民需要通过依附贵族才能获得土地耕种的权利。虽然他们可能需要承担沉重的劳役和赋税，但至少有地可耕，保证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在有些地方如秦国，庶民未经许可擅自迁移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法律惩罚，甚至死刑，这种严格的控制使得他们难以摆脱原有的依附关系。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庶民们可能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与所依附的贵族紧密相连。即使生活条件艰苦，他们也可能因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接受和对身份丧失的恐惧而选择维持现状。
还有一个现实是，贵族占有的土地多是肥沃的，而分配给庶民的土地就不一定了。有的还是新开垦的土地，这些土地往往远离水源、土壤贫瘠或者地处偏远，开垦大且农作物产量更是难以保证。相比之下，尽管依附贵族的条件苛刻，但至少能确保一定的生产条件和收成。
要让庶民们脱离贵族，不是使用政策强迫就能做到的，历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多了去了。
不止当前，农民与贵族或者地主的这种依附关系其实贯穿着整个封建集权社会，历朝历代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一直到整个社会结构被颠覆，民智开启，而这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些变革是需要自下而上的，单凭自上而下的推动，有时候是难以成功的。
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匹配，熊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以目前的生产力来说，要发展到农民可以脱离贵族而独立存在，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就算他知道后世的许多优良制度，也不可能在现在的条件下实施。
那么，他现在能做什么？
他能做的也只是依据后世的经验，少走一些弯路。但是，也要防止太过超前，遭到反噬。
这个对熊槐来说很难，但是他想尝试一下。
首先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私有是庶民脱离贵族的第一步，这方面楚国已经先行，全国范围内推行授田制，虽然还有种种问题，只要花时间去解决，情况总会渐次向好。
其次是赋役制度改革，目前主要是田赋。授田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庶民对于贵族的依赖，但是农民却牢牢地被栓在了土地上，如果有一天农民的土地被兼并，依然还是要依附于贵族。所以，赋税制度要改革，要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以推行更加优良的制度。
租、庸、调是熊槐打算接下来推行的赋役制度，也就是在租的基础上再增加庸和调。
租即是田租；庸是力役，男丁每年替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