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小雪中，楚国迎来了新的一年，楚王熊槐五年。
郢都原本极少落雪，但这几年真是一年比一年冷。
郢都人还在因为落雪而兴奋，熊槐却心有忧愁。他知道人类历史上是有寒冷期与温暖期的，而对古代中国来说，冷暖期交替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时期。以熊槐这几年的体会，如今怕是已经进入了寒冷期。
他突然想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是游牧经济，完全靠草原来养活自己，当气候变冷时，草原生长很差，得不到充分的食物供给。在这时候，就会向南方的汉族政权发起进攻，以获得食物。
而南方此时也变冷，粮食等物资也会大幅减产，从而综合国力有所下降。
所以北方外族入侵频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个气候变冷的大背景下，迫于生存压力造成的。所以，在气候寒冷时期，中原王朝将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古代中国一直是农业立国，严重饥荒必然引起动乱，进而影响各朝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物质文明的演变。
对于楚国来说，自然不需要担心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熊槐担心的是气候变冷导致的自然灾害以及粮食减产问题。
气候非人力所能改变，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粮食产量却是可以的。
在北方，无论是贵族还是奴隶，赖以为生的粮食都是粟、黍，而两者之中粟右占了绝对优势。正是因为如此，传说中的农神乃有后稷之称，稷就是粟。
而在南方，则是水稻。水稻在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由中国先民完成驯化后，逐渐北上、南下，传入中国各地乃至境外。
中国历史早期经济最具优势的地区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南方则处于地广人稀、开发落后的状态。然则，为何后来经济南移，南北的经济地位出现逆转？
因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无论经济重心在北方还是南方，获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而南方有着北方不具备的农业生产优势，那就是江南一带的亚热带气候，为这片土地提供了农作物复种的条件。所谓复种，便是一年内同一块土地上可种植一次以上农作物，多种一次就意味着多一次收成，若一地拥有高于其他地方的收成，自然就具备不同寻常的经济地位。
但是，资源禀赋的优越并非农业技术进步的绝对条件。纵观历史，唐宋之前南方农业技术一直滞后于北方。当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拥有几千年中华文明政治中心、经济重心地位时，江南一带还处于农耕兼渔猎的时代。
“复种轮作”这项农业技术出现在江南的时间大约比北方晚了一千多年。
江南一带地广人稀，人口少，粮食需求少，在北方人口大量南下之前，这里几乎没有提高产量、增加收成的需求。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发生在北方的战争推动北方人口南下逃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规模南迁（西晋末年“永嘉之难”，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
人口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北方人的到来为南方带来各种社会变化，不仅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也加大了粮食需求，这两点直接影响南方的农业生产。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重大改变，而一年两熟复种轮作制就在其中。
水稻本是水乡环境的产物，实行稻麦轮作就是在水田中植入旱地作物，这就是水旱轮作。依凭一年两熟的轮作，江南便能获得两季收成，养活更多的人。
稻麦复种的关键在于插秧。稻麦复种虽始于江南，但插秧技术却来自北方。水稻在北上南下的传播中，北方渭河、汾河等河谷地带都已经有种植。北魏农书《齐民要术》载，这些“北方高原”植稻区，稻苗长到七八寸时，地里的草也随之长起，农民除草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剪除杂草用水浸泡，令其腐烂；另一种水稻、杂草一起拔出，将草捡出浸入水中，稻苗重新载种。第二种“拔而栽之”虽然不是易地插秧，仅是原地复栽，但是从技术上与水稻移栽插秧有同类性质。
与北方水稻种植技术不同，江淮地区至六世纪一直保持着“火耕水耨”易田制。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它描述了江南地区的农业技术：将土地上滋生的杂草烧掉，作为肥源，随后灌水入田，播撒稻种，待稻出苗后，若再有杂草，拔掉踏入水中。这一过程，土地要达到肥源标准，需要一段时间，若土地连续使用，就几乎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火耕水耨”是建立在轮流使用土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