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辽军在唐河之战后依旧陈兵于宋境的这个严峻的现实，公元989年的这个新年对赵光义来说注定是一个窝火的新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无比屈辱又无可奈何的情势之下，赵光义下令文武群臣上呈边备御敌之策，简单点说就是让大臣们上言宋朝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宋辽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向举国朝臣问询国防大计也是赵光义这个生性要强的皇帝破天荒地头一回放低自己的身段，好听点说这叫广开言路，刻薄的说法就是他自觉在这方面他已经黔驴技穷。当然，这些事跟武将们其实没什么关系，一来他们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们舞文弄墨也实在是太过为难人家，二来这场战争打成这个鬼样子，辽国人就在国境内横行无忌他们却毫无办法，这让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在国防事宜上指指点点？于是，这活儿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文官集团的身上。那好，既然这次是皇上自己主动要求受虐，宋朝的这些学富五车的大才子们也没跟他客气，一时间宋朝各级文官的上疏如雪片一般飞到了赵光义的御案之上。
眼下宋朝主动跟辽国开战肯定是不行的，因此这些奏疏几乎是清一色地在陈述该如何进行防御，而防御也是要分积极防御和被动防御。刚刚被罢免宰相之职的李昉以元老的身份建议赵光义行汉唐之初对匈奴和突厥的亲善政策，就是用各种好处笼络辽国人，然后双方订立和约从此和睦相处天长地久。
怎么样？这看着像是没出息的软骨头吧？然而，史称“时论称之”。当然，这也怪不得李昉，兵者，凶器也，“知书达理”的书生们怎么可以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呢？可是，这些人只看到和提到了汉唐之初向敌国俯首，但却对以后汉唐的报复导致匈奴无以为家和突厥亡国灭种的事实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所追求的只是眼前的苟安，对于将来的打算他们更是只字不提。
不过，以李昉为代表的这种论调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文官集团里面也是有狠角色的，前南唐的宰相、现在的宋朝户部侍郎张洎的上疏就没有李昉这么绵软柔和。
关于张洎这个人，因为他的人品有问题，我曾说不过不想再提他，但这人实在是有些才华，宋初的历史里他的名字几乎绕都绕不开。此人能够被李煜赏识并被重用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能被赵匡胤赏识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他真正的高光时刻还是在赵光义当政之后。
客观地说，除开军事上的短板，赵光义做皇帝绝对是一个明君，而张洎这种人堪称丈量一个皇帝成色几何的标尺。如果赵光义是宋徽宗，那么张洎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蔡京，可如果皇帝是明君，那么他就是一个能臣，但以他根深蒂固的人品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正臣。纵览宋初所有被灭国之后归降宋朝的臣子，张洎绝对是混得最好的那个人，他最后官至参知政事，距离宰相之位仅咫尺之遥。总而言之，这人真的很有才。
张洎在自己的奏疏里一上来就先给了赵光义一个耳光，他直言赵光义不应该在战事上对前方的将领过多地指手画脚，而是应该给予主帅一定的自主权。接下来，他阐述了自己的御敌之策：在宋朝丧失了长城和燕山的地理屏障优势之后，宋朝只能用人盾来抵御辽国人的南犯，具体措施就是在边境设立三座军事重镇，每城屯兵十万互为依托，力求做到将辽国人挡在边境线上。如此一来，辽国人再次入侵就不敢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毕竟撇下身后的三十万大军于不顾继续闷头往前冲无异于就是在自寻死路。
同时，张洎也对内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罢天下之不急之务，停建土木工程，裁撤冗官，积蓄钱粮，整军备战。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大军北上，然后勒马长城，继而冲入草原荡平契丹老巢从此永绝后患。
看到上面这些，不管别人怎么想，至少我个人很愿意给张洎点个赞。
相比于张洎，在朝臣中以敢于“直言讽谏”而着称的右拾遗王禹偁的上疏就显得热辣和详细了很多。王禹偁的奏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内外十条”，先来看外五条。
外五条：
一，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恳请陛下放权于边关将帅，以利御敌。
二， 侦逻边事，罢用小臣。希望陛下选用能臣掌理边关重镇，诸如贺令图之辈虽有爱君之名却无爱君之实，到最后反而弄得边疆之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三，招募间谍，为我所用。在辽国境内许以重利招募当地人或辽国的官吏为我方间谍，既可刺探情报又可分化离间对方。
四，以夷制夷，牵制辽国。在西北方向大力扶植党项部的李继捧和折御卿，合二者之力对辽国的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