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他对我使什么讯问手段呢？”
“你是说用刑？那他不敢。”
“万一呢？”
“万一也不怕，反正你不是俗人。”
在这儿等着我呢！
王扬叹气道：“我这一去，说不定真会被他拘禁起来。”
巴东王轻飘飘地劝道：“在那儿住几天嘛，也没什么的。反正他没证据，不敢让你下狱。你就当在长史府做客好了。”
王扬一撇头：“我倒没什么，那绸缎生意就得先停一下了，等我出来再弄吧。”
“哈哈哈哈！”
巴东王突然很高兴，彷佛有什么隔阂一下子被消融一样，笑骂道：“你小子敢威胁我？”
王扬知道，自己这个雷是排对了。
南蛮绑架柳憕，要的赎金是锦袍、绛袄，这和巴东王让王扬做的绸缎货品是一样的。按理来说，即便一样，也不会有人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即使联系，也不会异想天开地怀疑巴东王这批货是供给蛮族的。
可想问题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模拟对方的心态。
巴东王自己是做贼心虚，看到王扬的供词，定然会忍不住想，王扬会不会在心里犯嘀咕，会不会怀疑这批锦缎和蛮族有关。
任由这种怀疑滋生，对王扬有害无利。甚至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危险后果。所以王扬要排这个雷，并且让逼巴东王帮他的同时，不起新的疑心。
那如何做呢？
王扬的策略是，一开始就给巴东王圈出了一个框架，暂且名之为“私仇框架”。他把自己和刘寅之间矛盾，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巴东王面前，为的是让自己和刘寅现在以及日后的一系列行为逻辑，都被巴东王置于这个“私仇框架”内理解，而不跑偏到其他地方上去。
这就好比一个学者的论文被某期刊的主编毙掉了。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如果给这个故事加上一个“学者和主编是情敌”的框架，那主编拒稿的行为就会被旁人纳入到这个框架里去理解，开始想这个学者论文被毙的的原因不是因为文章质量，而是由于主编私怨。
王扬做的事也一样。
他先给出一个刘寅和他有仇的逻辑，让巴东王别乱偏心思。（这点对于他将要给刘寅下的第二个套来说，同样很重要）
然后在此逻辑之下，他找巴东王求助，并毫无顾忌地用绸缎生意说事儿，摆明了你要不帮我，生意就得延后。
对于这种小打小闹的“威胁”，巴东王不仅不会生气，反而觉得放心，认为王扬一定不知道绸缎的秘密，不然不敢直白地拿出来说。
但如果没有私仇框架的先行渲染铺垫，王扬直接用绸缎生意说事，那就可能让巴东王会错意，觉得王扬知道丝绸生意有猫腻，所以以此要挟他出手对付刘寅，那性质就变了。
同样是威胁，一个是作闹，一个是作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此时王扬惫懒地拖着音调，大大方方地“威胁”巴东王道：“我哪敢威胁王爷？但王爷，您也不想我整天心不在焉地为您办事吧？”
——————
注：说说昨天审核通知我改文的事，其实我可以坚持不改的，但想了想，还是改了。首先大家看我的文字这么久了，应该能知道，不尊重女性这回事，无论是我还是王扬，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人都有父母，王扬穿越后一直惦记的是他妈，我妈是我文学启蒙，写现代诗更是完虐我，我是不可能有任何贬损或者针对女性的意思在的。
但古代人物有好有坏，行为有对有错，尤其我想塑造立体的人物、立体的氛围和立体的时代，并且有些事件是层层相连的，这就必然会出现女性受到伤害的事。就像昨天巴东王伤害那个侍女，大家如果仔细回忆整本书，就会发现，我很少有一段对话是在干巴巴的状态下进行的。
什么时候两人一坐，什么都不干就是开始引号说话了，说完结束了？
我要写“活在南朝”，这样只顺剧情，而没有世界深描亦或是角色深化的对话，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浪费。
王扬第一次去王府私下见巴东王，巴东王在吃牛头，为什么这么设计？难道直接写王扬见巴东王开始对话不轻松吗？
第二次写见巴东王是要杀侍女，他对侍女的这些行为（包括不好的行为，也包括要杀没杀反而赏了钱）一是深化人物，二是塑造氛围和外化心情，三也是他当时恼怒至极同时又在王扬进来之前多云转晴的一个过程。
写巴东王恼怒，写摔个花瓶难道不行？写他打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