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集被突如其来的指责钉在了原地。
巢稚却没有再继续下去，再次恢复了沉默。
琴台旁，一时无声。
最终，是风神沛打破了寂静。
“此事终是叔夜被害，不必苛责，嗣宗引以为戒罢！”
从阮集、嵇慷、刘伶三人所谓“止休三俊”、“竹林三贤”的名声传扬开来，甚至连蓬莱道洲的小小仙门郡，都有人追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了。
那样的名声，若无他们自己有意无意的配合，怎能流传到如此程度？
想当年，嵇慷十岁拜入止休宗，日夜游荡竹林，陈仲偶然见他气息变化非同寻常，担忧他年龄小，遇到碍难而失之于极端，便现身询问，却原是他深爱乐曲，偏偏长辈都说乐乃礼之用，不可肆意。
嵇慷心中纠结之时，入竹林听闻了风吹竹叶之声，若有所得。
于是，就在竹林中，嵇慷对陈仲说出了一段令人惊讶、赞叹的话来：“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斯亦自然之礼也。”
丝竹所奏之乐，形似羽毛飘飞之舞，由人声合奏之歌，这三者与“俎豆”、“揖让”、“正言”所代表的礼仪相比较，都是不够规范与严肃的，近古以前，前三者都不能登上大雅之堂，而两汉以来，它们已经被皇室、公卿所接受。
年仅十岁的嵇慷，在竹林间看到了变化的力量。
而后来，他更是将这一观点加入了他的《声无哀乐论》，只不过那时的他，用这同样一句话所表述的重心，已经从“自然变化”转移去了“音乐与民风”之间的相互影响。
从这里，就可以隐约看到嵇慷行事的变化与他最终被害的根由。
他从单纯的爱音乐，变得关注起了“乡校庠塾”，变得期盼“听是声也，必闻此言；观是容也，必从此礼”。
他从因礼对音乐的束缚而痛苦，而喊出“礼岂为吾辈设哉”，变得“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靡之体，亦足以观”。【1】
一个关注治政的隐士，已经不再是真正的隐士。
隐士的名声，已经从无关紧要，变成了出仕为官的筹码。
所以，当年陈仲对十岁的嵇慷十分欣赏，嵇慷的话，以及陈仲与之同游竹林的“美谈”，就只在陈仲的亲密好友，以及亲密好友的亲密好友之间流传。
而嵇慷写就《声无哀乐论》，却立刻天下轰传，就连默默寻找传人，等待大限降临的陈仲都不得不听闻。
竹林三贤，就是这样闻名天下的。
他们试图融汇儒道，走进朝堂，那就同样需要承担朝堂所带来的危险后果。
如果他们始终像竹山五友，像铜鹈翁风神沛，像巢稚那样，声名只在类似陈仲的，一心求道之士间流传，又怎么会被司茂盯上？
阮集失神落魄，好一会儿方才喃喃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闻名天下好不好，当然好，可是也会招来祸患。
看起来是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陈仲却忍不住摇头。
他离开止休宗的这些年，钟季拙真的是，把止休宗完完全全带入了另外一条路啊！
阮集、嵇慷这些年轻一辈中，最为杰出的弟子，都纷纷步入歧途。
陈仲终究不忍心对阮集视而不见，道：“《鸿烈》流于杂家，子元方才所言，以盈亏之理亚可近之，祸福相因则适足以为谬。”
世人多以前汉淮南王所着《鸿烈》一书为道家，然而这等观点实则出自对道家的一知半解。
阮集自语中提及的“祸福相因”可算是《鸿烈》中流传甚广，且被作为道家之理看待的一则箴言。
然而这所谓的“祸福相因”既无“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等颠扑不破的缜密，也无“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的形上概括。
一匹马丢失，就一定会带回一群马吗？
一个人丢马又获得了更多马，另一个人丢马没有获得更多马，又该如何讲述祸福？
《鸿烈》之中，多是此类不堪琢磨之论。
它虽然涉及道、儒、法、墨、阴阳诸家，可惜却没有一家愿意将它视为同类。
阮集短时间内迭遭打击，站在原地欲哭无泪。
陈仲叹息一声，本来这三个年轻人是受害一方，他没打算在事情平息前过于刺激他们，但巢稚既然已经把阮集他们的过失说开了，也没必要刻意回避。
这个时候，需要给阮集
